由于佛教屬于宗教神學體系，能夠更好的與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等泛神崇拜的思想產生契合。因此在日本人的人生觀方面產生了比儒學更大的影響力。佛教悲觀遁世、向往極樂凈土的人生觀一傳入日本就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改變了日本人的審美意識。日本人原本自然淳樸、自由樂觀的“誠”的審美意識被消極的“物哀”美的意識所取代。“佛教的傳入和流布從根本上動搖了‘誠’的美學觀，實實在在地給它以致命的沖擊。特別是強調萬物流轉和必滅的佛教無常觀，視現實世界為應予厭離的苦界，這種凈土穢土觀的廣泛普及，使古代日本民族開始深入思索，認識現實。自古以來支起‘誠’的美的意識的，樸素的‘常世’觀念被無情的粉碎，代之以痛感現實的空幻和污濁，以至于對‘誠’之美報以極度的懷疑和失望。”（西田正好《日本的美??其本質和展開》轉引自姜文清 《東方古典美：中日傳統審美意識比較》）。取而代之的新興審美意識“物哀”浸透了佛教悲觀厭世的人生觀。“‘物哀’從本質上看，其作為一種慨嘆、愁訴‘物’的無常性和失落感的‘愁怨’美學，開始顯示出了其悲哀美的特色。”（同上書）。“流現著一種悲哀、空寂的情調，其中有平安朝文化的伴隨享樂而生的空虛，也可以看出佛教無常觀和厭世觀的影響。”（村岡典嗣《日本文化史概說》轉引自姜文清 《東方古典美：中日傳統審美意識比較》）。到了中世之初，源、平興亡的巨大變遷更加印證了這種無常觀，因此出現了更為悲觀的“幽玄”情調。

　　總而言之，佛教厭世和無常的世界觀給日本民族的審美意識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與之對照，佛教對中國人的審美意識的核心卻沒能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注重“諷喻教化”、樂觀入世和理性現實的審美觀仍然是中國美學觀念的核心。我們只有認識到中日兩國審美意識上的差距，才能理解為什么源自同一園林體系，同樣受到中國山水詩畫熏陶的中日兩國園林卻在意境和風格上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差異，并最終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