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有悠久的尊師重教的傳統，《論語》這部偉大的著作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在討論教育、學習?！皩W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君子不器”等膾炙人口的語言都出自《論語》。唐朝理學家韓愈進一步發揚歸納出名句“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

　　但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中國教育第一個被倒置的關系就是“師生”。表面上我們承認學生是學校的主體，但實際工作中學生這個主體都被放在了次要的、從屬的、依賴性的位置。主體的權利基本已都被悄悄地掠奪。結果是，作為主體的學生不知道自己到大學的目的是什么，不知道何時何地和如何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舉一例，很少有學生知道自己應該達到什么樣的程度才能拿到各門課程的學分，才能拿到學位證書。結果是，那些課程學習任務重，要求嚴格的老師在教學評估中會被學生給低分，而有學生不能按期拿到學位證書，著急的是他的指導老師，因為這樣的事情發生，首先會被認為是老師指導不力！中國高校執行學分改革近20年，但轉專業學習、跨學科學習者很少，也很少有學生不能按時畢業！為什么？因為我們的主體沒有把自己放在主體的位置，總是安于接受既定的安排，很少有為了自己的興趣，為了自己制定的目標挑戰自身智力和體力極限的。

　　既然主體不把自己當主體，那么誰是主體呢？第二個中國教育中被倒置的關系是“父母與兒女”。“父母比孩子著急”是中國教育普遍現象，無論貧富，傾一家之力從幼兒園開始讓孩子享受最好的教育，幾乎是一切家長的宏愿。孩子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家長安排好的，孩子的表現只是為了給父母巨大投入所期待的回報以一個滿意的回饋，更是為了賺取父母更大的投入，而這些投入不少時候超出了父母的經濟承受能力。真正讓孩子通過教育成為“人”所需要的錯誤、失敗、挫折，則是滿懷望子成龍、望兒衣錦還鄉抱負的父母所不能接受的。我們的教育是地地道道的“避錯教育”，而不是“發現教育”、“試錯教育”。所以傳授已形成的知識方法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學校教育的核心，而方法教育、思維方式的教育、知識創新的教育模式總是有意無意地在實際操作中被家長和學校、老師淡化，甚至被忽視。

　　為什么父母會如此熱衷教育，這是因為我們有所謂的“尊師重教”之文化，所以第三個被倒置的關系是“知識與文化”。這個問題嚴重到什么程度呢？有幾位中國著名高校的校長居然不同意“懷疑一切”這個在歐洲在文藝復興時期建立起來的科學和知識思考方法，理由是中國傳統博大精深，我們有自己的思維體系。大家是學習工程學科的，我們的工作成果被群眾使用，但我們的城市中有大量“有文化沒知識”實際是“沒有文化沒有知識”的工程。有一次兒子問我：“爸爸，什么是‘有文化沒知識？’”我說：“就是這些工程被說成是體現傳統文化，但卻違背了今天的科學知識要求?！薄澳撬麄儧]讀過書嗎？”“當然讀過?！蔽艺f：“他們都是大學畢業，但他們用傳統文化代替知識思考?！薄澳莻鹘y文化不好嗎？”兒子緊追著問。我說：“只是把它們當成文化，沒有什么好與不好，但把它們強加給今天的人類，就不好了。”兒子說：“哦，我知道了?！?/P>

　　我不知道我兒子是否真的懂了，但是我要說第四個被倒置的關系是“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我們對于傳統文化太過推崇，達到了對如何創造現代文化、當代文化幾乎不聞不問的境地。為什么近100年來，我們不努力創造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的現代文化？因為我們沉溺于文化傳承、知識傳承，而不習慣于創造知識。所以我要講的第五個被倒置的關系是“傳統知識與創造知識”。很多時候，我們對老師總是用“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來證明什么，但英國哲學家培根卻說“你并不能教給人們什么，你只能幫助人們去發現”。發現什么？未知的知識！解什么惑呀？告訴學生們“不逾規矩”的答案！這樣的教育使我們不可能把創造新的知識、尊重知識創造者放到關鍵位置當成一種文化，我們不愿挑戰權威，我們不愿聽從心靈的呼喚去探索未知世界去創造新的知識。

　　那么麻木的心靈被什么左右了？被市場和高經濟回報的技術學科和管理學科所左右了。這些學科專業包括如工程、設計、MBA、MPA等。盡管這些學科在社會心理層面的地位遠不如物理、數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但在實際社會中卻受到熱捧。

　　第六個也是最后一個被倒置的關系是“應用學科專業與研究性學科”，或者說是“應用知識與創造知識”。一些需要跨學科背景的職業性教育的研究生專業放到本科，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工商管理，它基本上是高校最熱門的專業，遠遠超過經濟學。實際上這個專業不應該是本科專業，工商管理專業本應面向的是有管理經驗的學生。而創造知識的學科專業，總是被放到次要的實際被忽視的位置。由于我們不懂得創造知識比應用知識重要，因此從骨子里缺乏對知識創新的尊重。缺乏對知識創新的尊重，不僅僅是人們心安理得地使用和購買盜版軟件；更加嚴重的是，我們也不可能尊重創造知識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謂的尊師重教，實際上只是表面文章，是無源之水。

　?。ㄗ髡邽楸本┐髮W景觀規劃設計中心副主任，該文為作者在紀念深圳改革開放30周年暨深圳大學建校25周年中外教育與管理創新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