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公園”的點子是怎么被想出來的?是你個人的主意？

　　諾曼•福斯特：事實上，這個“城市中的公園”的主題來自于香港人自己。在公眾參與的討論中，我們不斷聽到市民要求有“自由的”公眾開放空間。“自由的”不僅僅指經濟層面，在這里它指的是在任何時間它都能夠為所有人提供空間。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城市中的公園”提供了23 公頃的公共空間，即西九龍文化區內60% 的土地給公眾享受。不管你是否喜歡文化，你都會接受并喜愛香港的這個新公園。是的，這個點子是我自己一開始就想出來的。

　　對于西九龍文化區來說，你是怎樣把文化融入這片土地中去的呢？

　　諾曼•福斯特：從廣義來講，這片土地是和文化聯系在一起的，這里的設施將惠及每一個人，表演舞臺將會為各種形式的藝術提供服務，包括中國文化、流行音樂會、歌劇以及視覺藝術等。從長遠來講，為了把文化融入這一地區，我們同樣規劃了藝術教育設施。這些都將挖掘和激勵本土的藝術氛圍，若干年后，所有的香港人都會受益。

　　從世界范圍來看，西九龍文化區都屬于最頂尖的大規模建筑項目。這和你之前的一些大型建筑設計相比有什么區別?有哪些新的突破？

　　諾曼•福斯特：這很難進行比較，每一個項目都有自己的特點?；蛟S，這一次通過如此多的方面，如能源、密度、交通和樓宇等來綜合考慮設計，是一種整體性的設計方式。這種方式在我們很多優秀的可持續性環保作品中都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們知道，西九龍文化區將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碳中和文化區。由于香港氣候和文化的多樣性，我們從其他建筑項目中吸取了很多經驗，西九龍文化區同樣沿襲了香港過去那種帶篷石柱廊、步行街、風涼綠地的傳統。而我們的設計同樣給接下來幾年內可能突飛猛進的環?？沙掷m技術提供了彈性空間，允許它們到時候能夠被應用到西九龍文化區之內。

　　盡管獲勝讓人喜悅，但是你有沒有想過，在未來的幾個月甚至幾年中，你們可能還會遇到很多困難和挑戰？

　　諾曼•福斯特：從世界范圍來看，西九龍都是最先進、投資最巨大的文化創舉。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經歷很多挑戰—從計劃、設計、施工、后勤到人力資源等。但我認為最嚴峻的挑戰來自于香港人對這個新的文化中心的巨大期待。我是個樂觀的人，我相信香港政府既然能夠創立這個項目，就一定會繼續推動它前進。

　　“西九龍文化區代表了我的建筑哲學”

　　這已經不是你第一次參加香港西九龍文化區設計項目的投標了，早在2003年9月，你就曾以名為“天幕”的規劃贏得了西九龍地區概念規劃比賽。這幾年來你的設計方案有沒有什么變化？

　　諾曼•福斯特：這是一個充滿改進、傾聽和理解的過程。我們一方面認真汲取民眾的反饋，分析人們對文化區的不同需求，接著重新挑戰和質疑我們此前為文化區所做的一切設計。有一種說法就是，我們之前的設計被推倒重來，這激勵著我們重新開始提出更好的方案。

　　你是一個來自西方的設計師，而西九龍文化區面向的是來自亞洲的觀眾，你如何在設計中讓中西文化元素達到某種平衡？

　　諾曼•福斯特：對我們來說，我們就是本地設計師，我們公司的香港分部規模僅次于倫敦的創始工作室。從我第一次來香港，又陸續在這里工作，已經超過三十個年頭。除了這些個人經歷，我們團隊成員中也有香港人。此外，我們還做了許多實地調查研究。我們仔細研究了西九龍的上海街、蘭桂坊等地，計算了那里的石柱廊、小巷、車道及林陰下的行人道比例。我們還通過數量統計和百分比來分析彌敦道的標識系統、商鋪門頭、車輛和行人的運行方式。然后，我們分析這些信息，尋找怎樣才能給城市人生活提供一種最熟悉和方便的規劃。香港的城市活力當然還包括那些狹窄而擁擠的行人道。我們同樣仔細分析了這些街道背后所存在的另一種生活。

　　在建筑設計界，你的作品常常會被拿去做融合優美外觀、高科技以及綠色環保的經典模型來供人們學習品評，這是一種“福斯特風格”？

　　諾曼•福斯特：我們從沒有一致的風格，但是我們秉承了一種持續的建筑手法和哲學，以及嚴格的調查研究。每一件作品都有其特殊性，都有它獨特的意義，可持續性是我們設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事實上，我們并非所謂“綠色行動”的追隨者，我們本身就是這一行動最早的倡導者。從1967 年開始，我們就一直在不斷尋找可替代能源和最環保的結構，在建筑的每一個環節，我們都力圖做到最佳。

　　在你心目中，哪一個作品最讓你滿意？

　　諾曼•福斯特：在過去數年中，我們的作品包羅萬象，從建筑到城市，從家具到各種器物，從游艇到噴氣飛機。讓我只選擇一個，太難了。但是，西九龍文化區的設計完全體現了我們對環境問題的高度關注。在我們的所有作品中，作品使用者的需求，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都是我們設計的核心。西九龍文化區或許是最能表達我個人對基建與公共空間的重要性的代表作品，它代表了我的建筑哲學。

　　回顧你的求學經歷，我們發現你在英國曼徹斯特和美國耶魯大學都學習過建筑。“英式”與“美式”風格對你自己的建筑審美有哪些影響？

　　諾曼•福斯特：我在耶魯大學學習時，工作室的學習內容就清晰地分為兩部分，即英式和美式，而這是由于我的兩位碩士導師造成的。在英式教育方面，我們主要學習的是一些稍顯古老的建筑。而美式教育更注重“行動”，美國導師保羅•魯道夫只有當我們拿著圖紙和模型去找他時，他才會和你談建筑。而另外一位歐洲派的塞爾吉•切爾馬耶夫則更喜歡問“為什么”—作品背后的哲學。我很幸運，能夠同時受到他們的影響，在研究和實際操作結合的學習中鍛煉了我的能力。在耶魯的時光對日后的我有著很多方面的影響。保羅•魯道夫為工作室營造了一種充滿高度創造力、競爭精神的氣氛，同時他總是會邀請一系列批評家來鞭策我們。如今，這些東西都被我融入到由我領導的公司工作室的設計部門，而這個部門負責的就是：從設計之初就對所有作品進行不斷的檢驗以及把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