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高中畢業的印開蒲,被分配到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在單位的圖書館里,他發現一套三冊題為《威爾遜植物志》的書,作者名叫歐內斯特·亨利·威爾遜,是一位英籍植物學家。威爾遜1899-1918年間五次踏足中國,在中西部地區采集了許多植物標本。
印開蒲的生物研究工作,一開始也是采集植物標本,他一干差不多20年,足跡遍及四川及周邊省份。威爾遜的書,是他經常翻閱的參考資料。
印開蒲沒有料到,幾十年后他與威爾遜會有進一步的關系。他沒有機會見到這位世界聞名的植物學家,威爾遜1930年死于一場車禍,享年54歲。然而,2010年印開蒲出版了一本名為《百年追尋》的書,其中收錄了250組照片,分別由威爾遜和印開蒲拍攝,在相同的拍攝點位,但拍攝時間大致相隔100年。在今年4月舉辦的倫敦書展上,作為主賓國,中國政府推出十來個小型展覽,印開蒲展示了20組跨世紀照片,獲得很好的反響。
“拍照這個想法,大概產生于15年前。”印開蒲說。1989年成都生物研究所與英國皇家植物園丘園啟動一項合作,印開蒲也參與其中。1997年英國朋友送給印的同事一本新出的書,名為《中國威爾遜》。印開蒲翻開這本書時,看到有20來張威爾遜在中國西部拍的老照片,他說當時非常激動,因為照片中的場景,多數他很熟悉,他曾踏訪過圖片中的許多地方。時間已過去幾乎一個世紀,許多地方變化很大。“我能否沿著威爾遜的路線,在同樣的地方再拍一些照片呢?”他對自己說。由于工作需要,印開蒲經常在外面跑,相機是他慣用的工具。
印開蒲開始收集威爾遜的照片,英國丘園的朋友提供了一些;一位從事人類生態學研究的朋友在網上購到威爾遜寫的另一本書《中國—園林之母》,轉贈給他,書中錄有更多的照片;在威爾遜晚年供職的哈佛大學標本館的網站上,印開蒲買到一些前所未見的照片;后來,一位搞旅游的朋友也將自己收集的數百張威爾遜的舊照片,無償地提供給他。印開蒲手中的照片,超過了1000張,他篩選出大約400張,認為可以重新拍攝。誰知,接下來的工作卻是困難重重。
確定老照片的拍攝地點,比他想象的要難得多。威爾遜照片主要記錄花卉植物,對拍攝地點少有提及,即使標注地名,也往往范圍很大但具體地點不詳,而且文字是韋氏拼法的英文,是通過一位說粵語的翻譯從各種方言轉換過來的。有些照片中有依稀可辨的文字或標志,但這些往往在當代環境中已完全消失。印開蒲認真鉆研威爾遜的書,細心考證其中國探險的路線,然后憑猜測確定照片的拍攝地點。
許多地方在內陸偏遠的高海拔山區。印開蒲重走威爾遜之路,途中遭遇暴風雨、洪水、大雪、山體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災害,與一個世紀前威爾遜的經歷可堪伯仲。即便印開蒲習慣于在這樣的條件下工作,他還是隨身帶著速效救心丸,偶爾也派上了用場。
“重走之路并不容易。”印開蒲說。與威爾遜相比,印開蒲雖有自己的優勢,但也有劣勢。威爾遜來中國時是個20來歲的小伙子,他有充足的資金,精良的裝備,還雇了二十幾個隨從。印開蒲重走時已年過六旬,為了節省經費,大多數時候,印開蒲只能在當地請上一、兩個人相伴。
一個世紀是不短的時期,威爾遜照片中顯示的地方,許多發生了巨大變化:河流改道、山體滑坡、森林被伐;狹窄的茶馬古道變成寬闊的公路,一路上貨車取代了搬運工,石橋或鐵橋取代了竹子吊橋,小鎮的低矮房屋變成一幢幢高大建筑;而昔日腦后拖著長辮子的當地居民,如今衣著光鮮、現代時尚。
威爾遜照片中出現的人物并不多,100年對他們來說是太長了。印開蒲試圖找到他們的后裔。“這是這項工作中最困難和最有趣的部分。”印開蒲說。通過求助于媒體、當地政府和嘗試各種人際關系,他成功地找到七位照片人物的后代。
威爾遜一行在丹巴縣的小山村采集植物標本時,曾留宿在一藏族農戶家里。在1908年7月5日的日記里,威爾遜記載女主人不僅熱情好客,而且愛笑,笑聲非常動聽。當印開蒲找到女主人的曾孫女時,發現這個50多歲的藏族婦女同樣也愛笑,令在場的人都感到快樂和驚訝。
相隔一個世紀的新舊照片中,保持不變的是蔚藍的天空、高聳的雪山和層層疊疊的植物花卉。印開蒲發現在一些偏遠地區,交通條件還像從前一樣不方便。他找到了一張老照片中水車的地點,水車還在那里,依然在轉動,但顯然不是照片中的那部舊水車了。
每當印開蒲找到一處景觀變化小的老照片拍攝點,在他舉起照相機按下快門的一瞬間,他仿佛感到自己正沿著時光隧道來到威爾遜的身邊,與這個從未謀面過的同行愉快地交談。此時的一個世紀,變得只有照相機快門百分之一秒的“咔嚓”一聲那樣短暫。兩張照片的差異,僅僅只在色彩的不同而已。
社會因素特別是近十年的西部大開發,給威爾遜照片涉及地區帶來相當大的變化,但在局部地區自然因素是決定性的。汶川震區是威爾遜拍攝照片比較集中的一個地區,印開蒲在2008年大地震前,去那里拍攝了一些照片,地震后他又幾次回去重拍,如今這些照片為比較生態學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從事生態學研究工作的印開蒲希望,這種在相同點位重拍可以在國內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一種從景觀尺度對自然環境進行中等規模監測的手法,與宏觀的衛星遙感方法和微觀的監測手段交替互補。
“百年追尋”這項工程,前期籌措經費和收集資料用了七年時間,沿著威爾遜之路重拍照片,又歷時整整六年。期間,印開蒲四次去重慶和湖北,并在四川省內尋訪拍攝達十次之多,總行程有幾萬公里。
在《百年追尋》后記里,印開蒲說,希望未來的人們將這項工作繼續下去,以后每隔100年重新拍攝照片,即便只是為了提高生態保護的公眾意識。后來者做這項工作會比較容易,因為印開蒲在每張照片上記錄了準確的地理位置信息。
在源遠流長的地球生命史中,一個世紀或許不算很長,有人說人類遲早會移居別的星球,印開蒲說:“我希望子孫后代會比我們更理性,他們會找到一個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契合點,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每當印開蒲找到一處景觀變化小的老照片拍攝點,在他舉起照相機按下快門的一瞬間,他仿佛感到自己正沿著時光隧道來到威爾遜的身邊,與這個從未謀面過的同行愉快地交談。此時的一個世紀,變得只有照相機快門百分之一秒的“咔嚓”一聲那樣短暫。兩張照片的差異,僅僅只在色彩的不同而已。
社會因素特別是近十年的西部大開發,給威爾遜照片涉及地區帶來相當大的變化,但在局部地區自然因素是決定性的。汶川震區是威爾遜拍攝照片比較集中的一個地區,印開蒲在2008年大地震前,去那里拍攝了一些照片,地震后他又幾次回去重拍,如今這些照片為比較生態學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
從事生態學研究工作的印開蒲希望,這種在相同點位重拍可以在國內成為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一種從景觀尺度對自然環境進行中等規模監測的手法,與宏觀的衛星遙感方法和微觀的監測手段交替互補。
“百年追尋”這項工程,前期籌措經費和收集資料用了七年時間,沿著威爾遜之路重拍照片,又歷時整整六年。期間,印開蒲四次去重慶和湖北,并在四川省內尋訪拍攝達十次之多,總行程有幾萬公里。
在《百年追尋》后記里,印開蒲說,希望未來的人們將這項工作繼續下去,以后每隔100年重新拍攝照片,即便只是為了提高生態保護的公眾意識。后來者做這項工作會比較容易,因為印開蒲在每張照片上記錄了準確的地理位置信息。
在源遠流長的地球生命史中,一個世紀或許不算很長,有人說人類遲早會移居別的星球,印開蒲說:“我希望子孫后代會比我們更理性,他們會找到一個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契合點,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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