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日本社會的道德教育，源自中國范鋐所作的儒家著作《六諭衍義》。“六諭”是明太祖頒布的教化民眾的教育經典，包括“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6方面。《六諭衍義》后經琉球傳至日本，成為江戶時期廣為普及的道德課本。進入近代以后，“六諭”的主要內容貫穿在《教育敕語》之中。二戰后，日本社會結合民主機制重塑了公共道德與個人道德，《六諭衍義》中的傳統道德、修身的相關內涵，仍在戰后日本的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中被傳承下來。日本的電視劇中，也能覺出濃濃的傳統道德味道。這是只看到日本“脫亞入歐”一面的學者，一味鼓吹拋棄“舊道德”的學者，所忽略的一個事實。

　　道德觀念與自律能力當然不是靠刻板的說教塑造的，但制度的建立離不開一定的社會道德環境。譬如，日本的街道最干凈，但垃圾桶很少，如果遇到周圍沒有垃圾箱，大家都會自動自覺把垃圾帶回家丟。

　　引領世界潮流的日本文創產業

　　日本在“文化軟實力”方面的另一成就，是過去近半個世紀席卷亞洲、影響遍及全球的文化創意產業。

　　日本文創產業中，在世界范圍影響最廣的，非動漫產業莫屬。動畫是日本第三大產業，生產總值達到5844億日元（約76億美元，2007年），漫畫則達5232億日元（約68億美元，2003年），動畫和漫畫的人物造型等相關商品總值則高達2萬億日元（約260億美元）。在世界市場占有率方面，日本動漫近年來一直占了6成，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動漫王國。而在中國放映的動漫中，日本制作的也占了八成（國產包括港臺只占一成，2003年）。此外，日本生產的大小游戲機在2003年也達到14575億日元（約190億美元），著名廠家任天堂的名號更在英語世界成為游戲機的代名詞。

　　動漫、游戲機之外，日本還向世人推出不少文化產品，并每每引領世界潮流。1980年代開始流行的卡拉OK（KTV），如今已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大頭貼”（1995年后流行）、電子寵物機（1996年后流行），曾經風靡一時。而村上春樹的小說，在《挪威的森林》（1987年）出版后，每部作品都被翻譯成數十種文字，已在世界范圍形成“村上春樹現象”，另一名作家村上龍的作品也風行全世界。

　　日本文化影響世界的另一股力量出現在建筑與時裝等設計方面。除了早期的丹下健三、槇文彥、森英恵外，多年來也出現了安藤忠雄、原研哉、隈研吾、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渡邊淳彌、永澤陽一、皆川明等一大批屢獲國際大獎的新銳設計師。他們的作品造型簡練精致，既能返樸歸真，又能天馬行空，因而成為世界設計界矚目的寵兒。

　　如今北京等地的街上都已出現許多“壽司”小推車，而事實上作為流行標志的“酷日本”在亞洲乃至歐美社會的滲透已成功擴大到拉面、生魚片、綠茶食品，也擴大到對茶道、花道等其他日本傳統生活文化的關注。《非誠勿擾》熱潮后，“泡湯”、賞雪、賞櫻、賞紅葉也已成為到日本旅游的賣點。

　　不可否認，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加劇，日本文化的創造力也面臨衰竭的危機，在《阿凡達》、蘋果系列智能產品面前一度敗下陣來，但一個勇于挑戰、富于創新的民族，是不會甘于長久處于追隨者位置的。何況，日本文創產業也還有足夠的老本可以吃。

　　百年后的今天再走“以日為師”的道路

　　中國曾經位于世界文化軟實力的頂峰，不僅在東亞地區形成“儒學文化圈”和“漢字文化圈”，也曾對歐洲造成沖擊。昔日大唐盛世，超過50個國家的年輕精英云集擁有百萬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長安，期待國家升級的日本也不甘示弱，前后200年間成千上萬的“遣唐使”來到中國，大量吸收大唐的先進文化和制度。如今世人了解的日本傳統文化，大多源自奈良時期，而奈良文化正是大唐文化的復制品。

　　到了近代，當歐洲的現代化浪潮席卷世界之際，晚清的中國仍固步自封，日本卻能臨危警醒，經過明治維新，終于取代中國成為東亞“一哥”。甲午一役，中國人終于醒悟，“以日為師”成為當時年輕精英的口號。

　　在晚清封建專制的壓制下，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黃興、宋教仁等紛紛選擇流亡日本，而負笈東洋的其他革命活動家及后來的國民黨人包括陳天華、鄒容、秋瑾、廖仲愷、胡漢民、章士釗、汪精衛、閻錫山、蔣介石、何應欽、戴季陶、白崇禧等，共產黨人包括陳獨秀、李大釗、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周恩來都曾留學日本。魯迅、錢玄同、何香凝、李叔同、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夏衍等也是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指標性人物或后來留學日本的文化精英。

　　在經歷了二戰前的軍國主義化和二戰后的經濟強國化，日本穩坐東亞“一哥”寶座超過一個世紀之久。不過，近年來中國在軍事與經濟實力方面，已迎頭趕上日本。然而，在滲透力更為持久的“文化軟實力”方面，尤其是提高國民素質與推動文化產業方面，百年后的今天，仍應如鄧小平生前常說的，“向日本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