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覺得在城市的規劃、設計、建造中，科學原則、美學原則和以人為本之間是什么關系？

　　葉裕民：在城市規劃發展的過程中，科學、美學和以人為本的原則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以人為本是最根本的原則，它包含了科學原則和美學原則。“以人為本”是人類社會演進的基本規律，本身具有其科學性。

　　城市規劃領域的科學原則在經典的《雅典憲章》中得到完美體現，它根據當時雜亂無章的發展格局提出城市規劃的目的，把城市清晰地劃分為不同功能的區域。

　　從功能分區的角度看，《雅典憲章》具有歷史進步性。但是，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大城市的經濟發展重心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些產業低碳、綠色，與居住功能的沖突性減弱。為了提高生活質量，城市規劃越來越超越《雅典憲章》，走向職住平衡的緊湊規劃。關注生態環境，關注歷史遺產保護，關注住房與居民生活質量，關注大批新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發展的需要，這就是《馬丘比丘憲章》的進步。同樣以人為本，在不同的經濟和技術發展時代，規劃方案是不一樣的，但是以人為本卻是規劃不變的追求。

　　可以說，城市規劃領域的科學原則是與時俱進的。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演進，人在不同階段的不同需要，都要求城市規劃有不同的空間安排，這完全取決于因地制宜的科學性。所以科學原則和以人為本具有一致性。

　　關于美學原則，在西方國家的城市規劃史上，19世紀曾經有過一場起源于芝加哥的“城市美化運動”，這一運動后來風靡西方國家。很多城市為了“美化”將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投向廣場和綠化項目，使得政府財政難以為繼。同時大型項目反而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捷性。這說明單純追求所謂“美”是不適宜的，對“美”的追求要與人的需求和經濟發展水平相契合。

　　城市規劃設計中的美不是單獨美學意義上的美，而是與人的尺度和人的需求相適應的美，并且要將“自然之美”與“社會公正之美”及“歷史文化之大美”相結合。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它們是這座城市的記憶、驕傲和獨特的凝聚力。所以在城市規劃時要把這種文化理念充分挖掘出來，這是城市規劃美學應該貫穿的基本特征。

　　記者：城市規劃應該怎樣做才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需要？

　　葉裕民：我國目前城市規劃的核心問題是沒有反映新增城市人口的需要。城市化發展的核心是兩個轉化：一是通過空間流動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轉化；二是通過社會流動實現城市邊緣人群向社會中間階層的轉化，最終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結構。改革開放30年來，城市只提供給這些新增成員生產性空間，而沒有向其提供生活性空間，這實際上是沒有滿足城市化的要求。

　　城市化的最終目的是將城市邊緣人群轉化為中產階級，整個社會以中產階級為主，社會才會走向穩定。在這個過程中，進入城市只是第一步，社會還需為這些人提供發展的條件。首先是人的學習的需要。但我國目前尚沒有面向農民工的教育培訓體系，沒有給他們全面的培訓和上升的機會。上升通道的阻塞會導致邊緣階層的積累，這是與社會發展的趨勢相違背的。其次還應包括醫療和社會保障等等。

　　我們需要關注的首先是健康、住房，其次是教育培訓，再次是制度性保障，最后是社會性基礎設施的完善。這四個方面的改善勢必會帶來城市邊緣群體的工作熱情，加速完成產業結構的轉型。

　　記者：在城市規劃中，是否存在非科學性決策影響規劃的現象？

　　葉裕民：現在城市規劃中的非科學決策肯定是有的，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當前城市運行的機制當中，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尚未完全轉移到“以人為本”上來，還是較多地關注經濟增長、少數利益集團的需求和城市物質工程。“政績工程”必然導致不能從整體上對城市進行規劃，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和人的很多方面的需求得不到關注，由此造成規劃決策的非科學性。

　　影響城市規劃決策科學性的另一個因素來自規劃師自身。城市規劃師是一批具有社會責任感的精英分子，他們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和社會追求。但我國的城市規劃大部分是由建筑學背景的規劃師來設計，這種工學背景使得他們對物質規劃和技術規劃得心應手，但由于缺少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知識結構，他們并不能完全透徹地理解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規律和人的需求，很多規劃師空有“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但是卻缺乏“以人為本”規劃的實踐能力，使得很多規劃方案沒能深刻體現“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