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建筑的批評更多是主觀性批評，喜歡或不喜歡、丑或美，而沒有涉及建筑的文化批評和技術批評。

　　“標志性建筑需要回答兩個問題：從歷史價值層面講，其文化意涵代表的時代精神是什么，從建筑學層面而言，有何種革命性成果。”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清華大學建筑設計院教授級建筑師季元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針對“城市標志性建筑”首先提出上述命題。在其專著《建筑是什么：關于當今中國建筑的思考》中，季元振對近年來普遍存在于中國建筑中的問題進行解析，其建筑批評的緣起由長期建筑設計、工程實施和教學實踐出發，透過對建筑思想史的梳理與解析，對實踐中產生的豐富問題進行探究和回應，提出“科學的、人民的、推動文化發展的”建筑價值觀。

　　建筑的現實性

　　記者：談論形式奇異的建筑時，對其持肯定態度的人會引“埃菲爾鐵搭”這個例子。 “埃菲爾鐵塔”能否作為形式奇異之建筑最終進入歷史的正當案例，為什么？

　　季元振：埃菲爾鐵塔為什么能被歷史承認，它有兩個意義：一個政治的意義是紀念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一百周年，是一個紀念碑。歷史已有定論，法國大革命是最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如果我們肯定這場革命，就需要肯定這個紀念碑。埃菲爾鐵塔本質意義上不是建筑，它沒有建筑的功能，同樣“生命之環”也不是建筑，如果把它當作藝術品來審視其價值，則需要回答一個命題：“生命之環”究竟紀念什么？

　　另外它還具有建筑革命的意義，代表了未來建筑向當時落后的建筑思想的挑戰。埃菲爾鐵塔的勝利，恰恰不是形式上的勝利，而是新的建筑思想的勝利。是建筑告別“磚石結構”時代向“鋼結構”時代推進的里程碑。它所蘊涵的建筑思想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的結構形式符合高層建筑結構受力特征，因而實現了在當時技術標準下的、在最少耗材前提下，實現這一高度的最合理的建筑形式。是建筑形式與結構形式的完美的結合。這種結合是20世紀現代主義建筑設計的重要思想。

　　標志性建筑本身應該是優秀的建筑。它有合理功能、先進的建造技術以及豐富的文化意涵。例如美國的圣路易斯大拱門，是紀念美國西部大開發的紀念碑，同時它是有功能價值的，它上面可以俯瞰城市，下面有博物館。圣路易斯大拱門高190米，跨度190米，最省材料地跨越如此距離，是最合理的形式。它不僅形式完美，非常漂亮，同時也是科技的勝利。而“生命之環”既缺乏明確的紀念意涵，也沒有建筑材料或技術發展上的意義。

　　記者：建筑的標新立異，根植于怎樣的文化價值觀？具體到中國，對形式的追求，對應的是一種什么心理？

　　季元振：中國的建筑在過去是不可能標新立異的，西方城市標新立異的建筑其實也不多。標新立異建筑的出現與“商業文化”有關，到了國內又與“官場文化”結合，這兩種文化捆在一起，讓怪異建筑暢行無阻。

　　在這樣的語境中，建筑仍然是異化的。我們需要回到“什么是好的標志性建筑”這一問題：標志性建筑在城市歷史中是有意義的，它代表了一個城市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在建造城市的標志性建筑時，我們首先應該回答以下問題：我們處在一個怎樣的時代？我們的建筑要具有什么樣的標志性？為什么要建？我們的投資從哪里來？

　　理解建筑

　　記者：批評的聲音一直都有，但建筑的價值觀和建筑行為卻永遠是“兩張皮”，互不理睬。就建筑批評而言，失效或失去意義的根源是什么？

　　季元振：爭論的雙方在討論問題時，往往都是從形式到形式，雙方都把建筑視為形式問題、喜好問題，主觀性的問題是無法討論的，我們對建筑的批評更多是主觀性批評，喜歡或不喜歡、丑或美，而沒有涉及建筑的文化批評和技術批評，爭論雙方都在談個人喜好，而建筑問題最難的是我們對建筑的理解。另一方面，民間的批評有的也非常中肯，但往往得不到掌握建筑命運的官方的支持。

　　記者：追求建筑形式，認識不到建筑形式和建筑功能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是否能從對建筑的認知中找到解釋這一現象的邏輯？

　　季元振：建筑回歸功能是理性建筑觀的核心思想。“形式追隨功能”這是西方現代建筑界普遍認同的價值觀，是現代主義的思想核心之一，現代主義革命的源頭發生在19世紀下半葉，中國沒有經歷過這一場思想革命的滌蕩。

　　我們對建筑的認識延續著幾千年累積下來的觀念，中國的傳統建筑類型中缺少功能復雜的單體建筑。這是因為中國傳統封建社會缺乏社會性的公共生活，往往以家族為中心。中國傳統的家族祠堂、廟宇、族群的建筑院落，乃至廟堂和帝王宮殿雖然豐富多彩，但是在單體形制上相對較為單一，與西方建筑很不相同。

　　中國的傳統建筑在解決復雜功能問題時，主要是通過規劃的手法，將簡單的單體組織成院落，很少在單體建筑上做文章。

　　歐洲人的歷史很大一部分在公共空間中完成，是公共的生活，比如，羅馬時代已經有斗獸場這樣的公共單體建筑了，后來的教堂、法庭、市集，這些單體建筑需要具備復雜功能，做斗獸場的建筑師需要有怎樣的思維？最基本的需要考慮清楚建筑的功能、流線（觀眾走哪兒、角斗士走哪兒）以及觀眾的視線等。

　　復雜功能的建筑在中國的傳統建筑中從未出現過，造成很多中國人沒有認識到形式和功能的關系。中國建筑在封建社會等級上有嚴格的規定。同時由于中國傳統木結構建筑的過早定型，也阻礙了建筑技術的進步。這樣的建筑觀念給民眾理解建筑造成一些問題：一是在某些人眼里建筑成了身份和等級的象征。二是很少從功能和建造技術方面去思考建筑形式的改變問題。三是許多人把建筑形式和功能問題割裂開來，脫離功能去孤立地討論建筑的形式問題。

　　記者：歷史需要新建筑，新和舊的并置中城市的文脈要不要考慮？如何考慮？

　　季元振：文脈是一個建筑與周圍建筑的關系。大意是這樣的：一個建筑的產生要與其周邊的建筑發生關系，要能夠鑲嵌進既有的建筑中，發生對話關系，文脈靠什么實現？和諧的建筑關系不一定要求所有的建筑是同一種風格，重要的是處理好相鄰建筑的尺度、體量、色彩、比例等關系，而且在設計和建造水平上都是高質量的，不同風格的建筑是可以和諧共處的。到了一個高度才能對話，水平參差的事物放到一起，發生關系，只會產生滑稽效果。

　　建筑的最高境界是“多樣、統一”，只有“同一”就不生動了，“多樣、統一”就靠文脈來實現。圣馬可廣場，被譽為“歐洲的客廳”，世界公認的最好的廣場，陳志華先生的文章有過精辟分析。不同風格、不同時代建造的三個建筑和諧相處，在此“建筑風格”只是談論建筑時的標簽，而建筑間的關系是否和諧則依靠建筑的內在語言。

　　還有一個例子，貝聿銘設計的波士頓漢考克大廈，與波士頓圣三一教堂一街之隔，這是建筑上的一個很有名的例子。貝聿銘是怎么處理的？他說：“我要讓它消失。”他用淺灰藍色的鏡面玻璃來降低建筑視覺上的體量，通過鏡面隨天氣變化出現的深淺明暗和教堂倒映在大廈墻壁上的影像產生豐富的視覺體驗。不同風格的建筑放在一起所產生和諧的關系，就像兩個風格不同，但演技相當的杰出演員同臺，懂得自我抑制是關鍵，這樣才能相互激發，把對方最好的戲調動出來而絲毫不搶戲，如果有一方搶戲，說明他的演技還不夠純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