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梁陳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陳愉慶兒時記憶的濃重一筆，“那段時間我們家經常燈火通明，父親和梁先生幾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時的她則“興奮地圍著家中一張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團團轉，目睹他們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熱烈討論每種設計的利弊得失，多少次爭得面紅耳赤，轉瞬又笑逐顏開，云淡風輕。有時半夜醒來，仍可看到客廳里燈火通明，不知父親躬身在繪圖板上趕制什么鳥瞰圖、立面處理示意圖之類。母親默默陪坐在一旁織毛線，不時起身為父親的茶杯里添著開水，遞去一小碟他喜歡的核桃姜汁餅干。”

　　為了規劃調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給陳占祥配了一部銀灰色的華沙牌小轎車，一名專職司機。但是車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陳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騎自行車，他說這樣穿胡同進小巷更方便。

　　陳愉慶還記得，每次動筆寫方案前，梁、陳二人都會帶著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開車，還自嘲‘老夫是車夫’。”

　　“車夫”那時正是盛年。1950年，他49歲，陳占祥34歲。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梁陳方案”一面世，就飽受批判，隨后，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解散，“梁陳方案”進入塵封的檔案庫。

　　陳占祥被調入北京建筑設計院當了工程師。

　　多少次想到過縱身一躍

　　“梁陳方案”的出爐，不僅沒能讓梁陳二人實現夢想，反而讓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陳占祥的政治生命與古都北京同葬于廢墟，梁思成雖然幸免于難，但也因此遍體鱗傷。

　　1957年4月，整風運動在全國展開。

　　7月24日，《北京日報》發表大字標題文章《反擊建筑界右派分子對黨的惡毒進攻——陳占祥反社會主義言行遭痛斥》。

　　隨后又刊發多篇批判陳占祥的文章。

　　“我只記得那個酷暑難當的盛夏，每次得知父親第二天要去參加批斗大會，母親就提起熨斗，仔細地為父親熨燙洗凈的紡綢襯衫。出門前，母親為父親遞上擦得一塵不染的皮涼鞋，褲袋里揣上疊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隨手揩一揩，別叫人家看見汗嗒嗒滴。’母親用上海話輕聲叮嚀著，好像父親不是去受批判，而是去參加什么授獎大會。”陳愉慶回憶說。

　　據陳愉慶回憶，在整風期間，梁思成曾主持了多次批判“右派分子陳占祥”的大會，但“父親從來都沒有一句對梁先生的怨言”。

　　“任何時候，做人做事都要設身處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顛倒一下，我不能保證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陳占祥對女兒說，“我理解梁先生的處境，也永遠珍惜我們一起做夢的日子，我們一起竭盡全力守護過這座堪稱稀世珍寶的古都，她未來的藍圖，是蘸著我們的心血畫成的。”

　　“父親成為右派后，曾經賓朋滿座的家變得門可羅雀，連父親的兄弟姐妹都對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見，形同路人。在建筑設計院宿舍大院，我們漸漸習慣了這種生活。”陳愉慶說。

　　10月22日，陳占祥終于低頭認罪，寫出《我的右派罪行》。

　　北京市建筑設計界的反右斗爭大戰告捷。

　　1958年，陳占祥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嶺綠化基地勞動改造。他和一群右派分子每天上山去挖“魚鱗坑”種樹。

　　“父親曾對母親說，在砂嶺無休無止的勞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滾燙的巖壁上，望著腳下的千丈溝壑，多少次想到過縱身一躍，一了百了。但每次眼前總會升起孩子們稚嫩的面孔，亮起兒女們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韌的雙肩為他支撐的家。無論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燈火永遠照著他回家的路。”陳愉慶多年后在紀念父親的文章中如此寫道。

　　與一個偉大的城市共命運

　　在陳占祥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他再也沒和梁思成接觸過。

　　直到1971年年底，陳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見，此時，他們已分別14年。

　　“他知道梁先生的難處，但他也更自尊自愛，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給梁先生添麻煩。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親覺得必須去北京醫院了，不然，可能會永遠為此而后悔。”陳愉慶回憶說。

　　林洙在《梁思成與陳占祥的友誼》中寫道：“梁思成健康惡化，周總理指示送梁住北京醫院治療。他在北京醫院住院兩年多，基本沒有親友來看他，一天我從外面回來聽見病房里有談話聲和笑聲。我正在驚奇，一眼看見陳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對面。他的頭發梳理得整齊光亮、容光煥發，穿著筆挺的中山裝和風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頭除了接待重要的外賓誰也不會這樣穿著打扮。我的心為之一動，急忙轉過身去，掩蓋住將要流出來的淚水。14年啊！14年，這兩位摯友終于又傾心交談了。”

　　1976年，“文革”結束，陳占祥的事業迎來新的春天。

　　1979年，陳占祥離開他工作了25年的北京建筑設計院，調入中國城建總局城市規劃研究院任顧問總工程師，兼任《城市規劃》雜志（英文版）主編和清華大學建筑系、北京大學地理系、福建泉州華僑大學教授等職。

　　80年代以后，陳占祥兩次出席在菲律賓召開的國際建筑師協會年會，并被選為會議副主席。

　　1988年，陳占祥應邀赴美國講學，進一步向美國各界和大學師生介紹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建設，所到之處好評如潮。

　　在陳愉慶看來，陳占祥心里始終都有一個未圓的“北京規劃夢”。這也正是為何他在晚年時，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國繼續工作的機會，卻仍頭也不回地登上了國航赴北京的飛機。

　　“許多人勸父親留在國外，他只答說‘老馬識途，我想家了。’”

　　2001年3月22日，陳占祥去世。新華社記者王軍寫下了一句讓陳愉慶感動不已的話：“他的一生，壯志未酬，卻獲得了與一個偉大的城市共命運的意義。”

　　提起“梁陳方案”，大多數人一般會想到梁思成為保護北京舊城的努力與吶喊。而方案的另一位參與者陳占祥卻鮮有提及。

　　留學西洋數年，師從著名建筑規劃師阿伯科隆貝，本可移居香港或是海外，最終毅然留在大陸，投身古都北京的規劃建設，卻又因一紙“梁陳方案”而被打成右派，顛沛流離——

　　這就是陳占祥的悲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