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生態文明要解決的是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但其根本上是個民生問題，而在民生問題的背后則是社會公平問題，進一步則是一個發展模式、改革方向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宣布將生態文明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文明并列，建設“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既是對科學發展觀思想的進一步豐富，也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內在要求，標志著中國現代化轉型正式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一創新提法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過去三十年，我們專注于發展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環境和資源保護問題。發達國家工業化經驗表明，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民眾對于環境保護的認知能力和關注度都會顯著提升。今天，中國面臨類似的局面：越來越多的民眾在解決了物質生活問題之后，開始更多地關注周邊的環境，導致近些年由于污染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這表明社會經濟發展盡管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也面臨著新的發展瓶頸，即人民群眾對環境福祉越來越高的要求與粗放型工業化模式所帶來的環境惡化和資源緊缺等市場經濟外部性之間的沖突。

　　從表面上看，生態文明要解決的是環境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但其根本上是個民生問題，而在民生問題的背后則是社會公平問題，進一步則是一個發展模式、改革方向的問題。有學者提出：“五位一體”的社會發展模式，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現實解構，也體現了未來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任務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生態文明建設寄托著人民福祉，要讓其不脫離民生，不落空為政治宣言，就必須進行系統性的創新和改革。

　　首先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環境和資源問題衍生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面臨的困境之一。但若是在改革開放的路徑上倒退，歸罪于市場經濟本身，既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也有悖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原則。目前，我國的環境立法進程遠遠落后于歐美國家。企業和政府管理人員的觀念非常滯后，沒有真正將環境因素作為經濟決策的核心內容之一。這應歸因于環境知識的匱乏和發展理念的陳舊。因此，應當加強對政府和企業決策人員的能力建設，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從觀念上進行轉變，將環境規制視為促進經濟轉型的重要工具，而不是限制性因素。

　　其次，系統性設計生態文明指標考核體系，改變“唯GDP論”的思維慣性。中國的環境問題日趨嚴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唯GDP論”，環境指標往往僅作為約束性考核，在GDP增長的壓力下被不斷弱化。生態文明建設需要一套更為系統性的指標考核體系，既要以經濟建設為本，又要統籌兼顧環境資源問題。已有的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節能減排指標體系相互隔離，又相互重疊，缺乏系統性和集成性，而低碳經濟尚未有廣泛接受的指標體系。因此，生態文明的建設應當從指標體系的建設出發，整合現有的綠色指標體系，并逐步引入生態足跡、環境成本等概念，從根本上優化以GDP為核心的考核體系。

　　再次，充分認識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從頂層設計入手，創新社會管理模式，促進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首先，環境問題與公共健康問題密不可分，應當意識到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環境質量所影響的公共健康水平。頻發的環境污染群體事件歸根到底源自民眾對自身健康狀況的擔憂。因此，在設計環境政策時，不應當局限于環境問題本身，而應該創新社會管理理念，更多地著眼于公共健康，從根本上減少群體事件發生。其次，環境產業已經成為全球新的增長點。許多國家和地區寧可犧牲短期利益，也要實施嚴格的環境約束，其目的便是通過環境政策來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提升本國技術競爭力。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必須逐步升級環境政策，以應對復雜的綠色貿易壁壘和產業競爭。(作者陳波 為中國人民大學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