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種生態設計理論及方法似乎都不適用于當今的大都市。在當今的都市中，司空見慣的是錯綜復雜的各類基礎設施、建筑以及人工化的河流與零星的公園綠地。我們所面對的，事實上是一種“土地馬賽克”（鑲嵌體），原始的生態基底（葉面）已不復存在，“純粹自然”的環境已難覓蹤跡，自然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更是無從說起。因此那些試圖通過純粹的生態保護和修復來回歸自然的行為都顯得太過于天真。

 

　　其次，上述以評估程序為基礎的環境限制規劃理論，基本上可以視為一種防衛性規劃，試圖通過適宜性分析、疊加圖分析或者土地潛力評估，以避免人類活動對高環境敏感地區產生干擾或破壞作用。然而，20世紀后期以來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已成為全球現象，不斷碎片化的土地使得有價值的自然環境或者敏感地區逐漸縮小。因此從方法論的層次而言，只能“疊加自然因子”，而無法“疊加城市因子”的環境限制的適宜性分析和疊加圖的生態規劃設計方法，在面對當今全球城市環境議題時，已逐漸顯露其局限性。

 

　　因此，面對自然已經消解的城市，傳統防御性的生態設計方法，應轉向更全面，更積極主動的生態分析與規劃方法。生態的介入必須從生態保護型的“生態設計”的所謂“設計結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轉變到生態創造型的“設計生態”，即 “設計創造自然”（Design by Creating Nature）。

 

　　3  設計生態：景觀作為人工自然的生態介入

 

　　“景觀不是自然風景……它只是地球表面上人造的空間體系。不管其形狀和大小怎樣，它從來就不是簡單的自然空間，或自然環境的某個特征；它總是人造的，總是合成的，總是容易遭受突如其來因素的影響而發生不可預見的變化” 1) 。的確，作為自然過程和人文過程的載體、一種“人工化的自然”，景觀能夠將自然的和不自然的（人工的）聯系成一個能行使功能的生態體系。并能在自然已經消解的城市中建立“人工生態學”與“城市形態學”的結合提供平臺。正如詹姆斯?科納（James Corner）所說：為應對日益抽象化的環境，人類需要發明一種有創造性的生態學來挑戰缺乏創造力和想象力、同時帶有科學偏見的傳統生態學[3]。詹姆斯?科納所指的具有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生態學就是 “人工生態學”， 而景觀設計作為一種“人工自然”的生態介入，正是這種“人工生態學”的操作手段。

 

　　景觀作為生態介入在城市設計領域中的最早案例是19世紀80年代，由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 Olmsted）設計，被稱為“藍寶石項鏈”(Emerald Necklace)的波士頓后灣公園。19世紀中期為建設城區而填埋了后灣附近的泥河，導致了洪水的不斷泛濫。奧姆斯特德最初的設計動機是想恢復潮汐沼澤地，以便控制洪水泛濫并改善水質。與當時流行的畫境園林（Picturesque）不同，建成后的后灣公園由自然的溪流、人工的河道和濕地、以及作為城市循環體系的排洪通道共同組合而成。它既不是田園風光，也不是自然美景，更不像精致的花園，而是一個利用自然體系原理，并把它應用到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之中的一個工程與自然結合的產物。它向我們展示了由交通基礎設施、雨洪工程、風景規劃以及城市設計各專項工程相互融合的景觀生態控制系統（圖 3）。奧姆斯特德是這樣描述他的“人工自然”的生態體系的：“在人造都市的土地上它也許是一種新奇的東西，可能暫時會有認可度和合適性的問題……但它是由基地原有條件直接發展而來，與人口密集的社區的需要相一致。如果這樣去考慮，在藝術的世界里它將是自然的，因為對于厭倦了城市的人們來說，他們更欣賞純樸的詩意情趣，而不是精致的公園”[4]。由此可見，景觀設計作為生態介入，對環境可以起到積極、正面的影響，甚至可以修復和重建自然。

 

　　圖3 西8事務所的東斯凱爾特防浪提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