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鄒崇銘在書中要批判的，其實并非香港政府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整個城市規劃的過程，而是那種后現代式的去規劃思維，書名中的“僭建”除了有“違章”的意思外，還暗指“東補西抄”的規劃邏輯以及既得利益者壟斷土地使用的局面，這正是作者提及“點”的意義。因為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開始，香港政府實行限額賣地政策以維持高地價，這無異放任港資地產商日益壯大，令香港城市規劃越來越混亂，社區越來越商場化，與鄰近地區缺乏地理、經濟和社會上的聯系，全然孤立。

　　新界就是作者舉出的極好例子：這里一半是原居民按權利所占有的鄉村土地，另一半是政府征收非原居民農地用作發展公共房屋的土地。但在“后工業—后福特主義”時代的城市發展中，政府任由發展商將古洞等大幅新界東北的土地發展成內地富戶的豪宅區，其城鄉混雜的后現代特色及地產商在土地買賣的壟斷，而那些住在鄉郊邊緣，卻享受不到土地使用權的非原居民則受害最深，《僭建都市》批判了這種東湊西拼的私營計劃，對地方特色的戕害。

　　近幾年來，香港知識界對保育、市區重建、發展新社區及其他與土地發展有關的議題，議論紛紛，政府聽任地產商的行徑，更令不少論者感到不滿，但這種不滿背后包含著各種不同的主張。與好些走進菜園村的“八〇后”青年，甚至以指出香港已變為“全面都市化社會”的馬國明相比，鄒崇銘對現代主義城市計劃反而有一份樂觀的憧憬，多少仍相信勒·科布西耶式的現代主義風格可以與雅各布·布斯的“日常城市主義”、霍華德(Ebenezer H ow ard)的“公園城市”等理念結合，即使這些主張有互相不協調的特質，潛藏著很大張力。

　　在本書代序里，作者訪問香港知名建筑師嚴迅奇，盡管作者較為肯定嚴迅奇等建筑師的貢獻，但在作者與對方的言談中間，讀者還是可以讀出兩人的不同取向，尤其是一位資深的城市建筑師，即使考慮到建筑功能所能為大眾提供的便利，也不至于認同鄒崇銘提倡的社區經濟、參與式規劃等。鄒崇銘曾復述馬國明引用法國學者塞爾托(M ichel de Certeau)的觀點，塞爾托認為紐約式摩天大廈為整個城市提供一個“全視的存在”(all-seeingbeing)，馬國明認為此一俯瞰的全圖角度忽略了許多不顯眼的街頭社區視野，鄒崇銘卻引用哈維對塞杜的異議，哈維認為這種“全視的存在”也是城市諸種視野之一。作者在書中設法調和中央城市規劃與地方持存之間不可避免的沖突；但民間爭取空間正義的聲音，往往無法與城市規劃協調，哪怕有一種充滿洞見的新城市主義方案。《僭建都市》的論題顯得紛然雜陳，吸引對都市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去思考根治“僭建”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