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民們對此印象深刻，但至于“新阿房宮”是什么，按大多數人的閱讀習慣——“管它是什么”，網絡閱讀是不求甚解的，很多人形成的感覺，“新阿房宮”應該就是重建一個阿房宮的意思。

　　把事情說清楚其實并不復雜——建設阿房宮遺址公園是文物保護的需要，而引入首創集團投資阿房宮文化旅游產業基地，則是一個位于文物保護區以外的地產項目，目的是以商業開發反哺文物保護。

　　然而對地方政府來說，是“說清楚”，還是選擇不作聲，其實是基于風險、得失評估的技術問題，“說清楚”的風險在于有可能引發媒體對事件的跟蹤報道和輿論持續關注，而不作聲的好處則是，如果沒有新的關注點，事件的關注度會迅速下降，一個熱點在短短幾天里被另一個熱點代替——畢竟，中國從來不缺少熱點新聞事件。

　　正如后來所看到的，西安市方面選擇了不作聲——無論是西安市委宣傳部，還是西安灃東新城，都沒有試圖通過一個正式場合或者公開載體，把這件本來可以三兩句話講清楚的事來講清楚——從技術上講，這當然是一個無可厚非的常規動作，大多數地方政府在面對類似的輿論事件時，也常常是同樣的選擇。

　　但缺乏戰略評估和判斷的技術評估，常常會犯方向性的錯誤。導致后來發生一連串事件的原因在于，西安市的有關部門對今年來中央一系列講話缺少足夠的政治敏感，也因此忽視了阿房宮的政治文化意義。

　　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整治黨風、政風方面的決心有目共睹，習近平總書記從去年就開始講，要“堅定必勝信心，增強憂患意識”，今年年初，他在中央黨校就曾說，“現在，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繼續把這篇大文章寫下去。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

　　對于阿房宮的歷史教訓，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年初的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更是曾直截了當地說——

　　秦始皇是第一個統一了中國的封建帝王，開始是代表了歷史發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橫征暴斂，弄得民怨沸騰，不過傳至二世秦王朝就滅亡了。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在歷史上，阿房宮建而未成，是秦二世滅亡教訓的具體標的物，而在當下，中央先后頒布“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力圖開出黨風政風新氣象，在這樣的背景下，“阿房宮項目”所承載的意義和它所面臨的爭議，以及它所引起的高層關注度，遠非文物保護與商業開發之間的矛盾那樣簡單。

　　幾個月后，“西安380億建‘新阿房宮’”引起了廣泛的質疑——盡管“新阿房宮”是什么是一件可以說清楚的事——西安市政府本來可以大大方方地說，其實他們只是準備建設一個以文物遺址保護為目的的阿房宮遺址公園，同時在稍遠一點的地方引入了一家開發商造房子而已。

　　如果有足夠的政治意識和技巧，他們甚至可以說，“我們是準備花很少的錢，建一個以秦亡警示文化、秦文明反思文化為內涵的大型歷史遺址公園”。這與他們的計劃并不沖突。

　　而遺憾的是，在這當口，他們選擇了不作聲，任其發酵，回過頭來看，這無疑是個糟糕的選擇——也許后來匯報清楚了，但影響已經無法挽回。所以才有后來一位西安市的官員總結說——我們錯估了阿房宮事件，我們只看到了阿房宮的歷史文物價值，卻忽視了它的政治文化意義。

　　話說遠一點，對于西安這樣的城市，外界常常有一種偏見。他們常常認為這座城市歷史太厚重，一土一木都動不得，任何城市改造或者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都會引起普遍的爭議和強烈的批評，不管改造到底是保護了文物還是破壞了文物。

　　諷刺的是，這種以保護歷史為初衷的偏見的形成，恰恰是因為對歷史和現實缺乏了解。中國古代土木結構的建筑性質決定了其本身很難長久保存，除了大小雁塔、城墻等寥寥幾處遺址，西安大量的文物遺址都深埋地下，有些已知，有些未知，很多遺址地面上就是生活了幾百年的村子，生產了幾十年的工廠。

　　近幾年，為了保護這些遺址，也為了進一步發展城市，西安試圖將一些重要遺址上的單位、居民遷出，同時在遺址外圍做一些商業開發，通過“大遺址”模式來實現遺址保護和資金上的平衡——也即所謂變“被動保護”為“主動保護”，比如唐大明宮，再比如引起爭議的阿房宮，都是遵循了這樣的思路，但在傳播中，信息的不對稱、網絡的碎片化傳播和歷史偏見讓當地的每一次嘗試都飽受批評，這無疑是很不公平的。

　　要破除這種偏見，也為西安整座城市厘清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進一步向前看，需要當地決策者在城市形象塑造、理念闡述以及傳播策略上，有一個整體的戰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