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增長方式轉型的首要問題，我們感到是城市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和我們國家現在處的歷史階段，經濟發展方式是不可分割的。過去30多年來我國城市經濟規模迅速擴張，但這種擴張可以說相當程度上是以資源高消耗、資本高投入、污染高排放的方式而實現的。其帶來的負面效應伴隨著歲月的演進日益突出。僅就空氣質量來說，近些年來經常連續多天，甚至是大面積中東西部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霧霾，是與粗放式的經濟增長方式和盲目城市擴張的發展方式密切相關。

　　面對土地等資源要素稀缺性增強，面對日益脆弱的生態環境和人民日益覺醒的環保意識，必須盡快摒棄舊的發展方式，使城市經濟發展轉到依靠技術創新進步和管理創新上。我國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集合了大量的創新人才、創新機構和其他的創新資源，最有條件通過創新來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其中關鍵是要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社會氛圍，應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要有效、更好地發揮好政府在制定科技規劃、支持基礎研究與共性基礎研究，及搭建創新平臺等方面的作用。

　　城市增長方式的第二個問題，我們認為是城市空間拓展方式轉型問題。土地城鎮化快于人口城鎮化，是我們國家近幾年來城鎮化的突出特征。2012年我國城市建成面積達到了4.36萬平方公里，在2002年到2012年，年均增長1959平方公里，增長5.8%，比同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長快了2.2個百分點，使城市規劃由擴張性規劃逐步轉向限定城市邊界、優化空間結構的規劃。

　　這兒也特別強調要強化城市規劃的法規嚴肅性，切實轉變城市建設與城市規劃兩張皮，一任領導一種規劃，大拆大建大手筆的城市規劃，最近我看中國人民日報也好，特別是新華社集中報道了大拆大建，一個領導一個規劃，一個領導一個發展思路，所造成各方面的負面影響，往往以前的市長定了要發展南區，后面新上任的市長就要發展北區，各選一點，根本沒有規劃的存在，這是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講話當中，最后強調的三點要求，是特別強調了規劃法規的嚴肅性，要落實規劃在城市化發展當中的重要作用。

　　同時要提高建設用地的利用率，加大舊城低密度建筑的改造力度，要制約工業建設用地大手大腳的普遍的浪費現象。這個在我們國家這些年來改革開放非常普遍的問題，真正的社會保障性住房跟用地很緊，在利用率方面。而工業用地一批幾百畝，甚至上千畝，你像富士康，它老板就說在其他國家發展不可能，一個廠1500畝的土地，工業用地浪費問題現在是普遍值得重視的問題。

　　對城市建成區空閑的土地，應由地方政府及時收回，用于儲備或安排其他使用。

　　二、轉變城市社會發展方式，是城鎮化轉型的關鍵和難點。

　　城市社會發展問題，是全世界都沒有很好解決的老大難問題。不僅發展中國家是這樣，包括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是同樣如此，我就詳細不列舉了，大家都看到類似的報道。就連新加坡說它是國家，但實際上它是一個城市，聞名全世界社會治理模范的樣式，65年建國以后40多年了，說老實話除了在初期以外，后來沒發生過對社會有影響的大事件。但是不久前同樣由于社會內部矛盾的激化，也出現了社會的騷亂，還比較大。

　　如果建立有助于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發展方式，是人類社會長期的歷史難題，這并不為過。當前我國正處在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快速推進的時期，也正處于社會文化基礎轉型期、城鄉之間、城市之間的大跨度人口流動，使得城市產生許多新的社會問題。

　　一是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入城市，在為城市發展帶來豐富勞動力的同時，也給城市社會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壓力，這是事物的兩面性。大量農村人口轉入城市，在短期內會打破城市就業、城市治理、城市住宅等原有的平衡狀態。加劇公共產品服務供求關系的質量和矛盾。還由于城市新老居民間，在生活水平、思想理念、行為方式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社會的融合和穩定，現在老實說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二是城鎮化過程伴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尤其是我國今后可能要經歷較長時間的治理產能過剩，去產能化的過程。在提高城市經濟運行效率的同時，會造成較多的工人下崗，這是我講的幾個因素的交替，或幾個因素的疊加，城市工作人員的下崗，可能在一定時間內會增長，而相對第三產業，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培育說實話還有一個過程。

　　這無疑增大了城市社會的就業壓力，在城市公共服務水平和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這極其容易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種苗頭、現象，甚至有些發生群體事件已經不少了。

　　三是城鎮化過程中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在促進社會多元化的同時，也加劇了社會階層分化，社會凝聚力下降，由于戶籍制度的分割，和公共服務機構的不健全等因素，城市低收入居民，特別是外來移民中的弱勢群體，內心往往會滋生焦慮感和不安全感，社會不同階層中的對立、排斥情緒增長，凝聚力減弱，相容性也減弱。這個用對立、排斥過分一點，但實際上在現在中國社會，不同階層之間這種情緒這些年來就在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