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下而上的力量塑造鼎盛長安城

　　記者 ：鼎盛時期的長安城有哪些特點?

　　唐克揚：第一，長安是異乎尋常的大，大到難以置信。明清時期的西安城面積大概只是隋唐長安城的八分之一。當然，現在的西安城市范圍是歷史上最大的。

　　第二，長安是“外向型”的。當時，世界各地的人紛紛前來，這事本身并不奇怪，因為像巴格達，大馬士革，羅馬等地都有全世界各地的人涌入，但這在相對封閉的中國比較奇怪。

　　第三，不同于封閉的北京，長安放棄了自上而下的，絕對壟斷的束縛。權力的束縛對它并不大，很多東西都自下而上在發展。這并非主觀的決定，而是由當時的歷史的情景造成。比如說，唐朝后期國勢一直比較衰微，國家阻止不了外來人，比如胡人的所作所為。

　　記者 ：國力衰弱，導致其統治力的下降，從而也導致了政權對城市壟斷發展的控制。那么，“阻止”是否可以理解為涵蓋商業的力量，也就是說，這種現象是由市場帶來的?

　　唐克揚：事實上確實是這樣，政府沒法再嚴密地控制城市了，城市在自行的發展。此外，技術手段的引進也加速了自下而上的進度。

　　記者 ：這種自下而上在城市布局、城市規劃上有哪些體現?

　　唐克揚：長安的城市規劃，即便有，也是非常粗放的。包括明清也是這樣，歷史上記載的長安建設速度極快，但很粗糙，除了劃定邊界外，并不去不管具體的功用。這種現象和紐約很類似。紐約就是先規定出很多網格，網格之內怎么造、鄰里是否和諧，政府不會管。

　　記者 ：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使得人們把目光聚焦到西安等絲路沿邊大城市。關注絲綢之路“橋頭堡”爭奪戰的同時，人們對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長安的熱情也被點燃。觀照同一座城市的古今，從文化、建筑以及城市規劃領域我們能得出哪些借鑒經驗?

　　唐克揚：人們往往把一個有趣的故事講的變成一個套路。比如，認為過去比現在要好，或者現在比過去要好，因此要定出個模板等等。但問題是，過去只是個有趣的故事，有些故事提供了某些有趣的想法。如果現在還跟過去一樣有趣，那么就有希望。總想找到一個不存在的樣板，快速套上去就萬事大吉了的想法我不認同。我不覺得過去的長安能給現在的北京提供直接借鑒，這兩座城市從歷史根源上就不一樣。我也不建議西安參照過去，而建議它提高文化素質。

　　其實，前面提到長安的三個特點歸結起來就是一個特點——多樣性，所有的特點都從它衍生出去。

　　但我要附加說明，我提倡具體的多樣性，不是一個抽象的多樣性。多樣性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但是卻最難實現。比如《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這本書，它很受歡迎，但是出版之后它又成為一種樣板，變成了新的老套。

　　記者 ：在城市的實踐中，怎樣實現多樣性?

　　唐克揚：需要暫時放棄控制和權力，這個東西不是一般人做到的，而且還需要打破腦子里文化的一種所謂的隔閡和桎梏，這是最重要的。中國人很難理解多樣性的好處。多樣性是沒有邊界，是腦子里沒有太多的框框。

　　多樣性的一個反例是千城一面，這其實不是新問題，我也不認為它不好。過去也是千城一面的，在長安要建一個好的房子，把格子畫好之后，怎樣才能快速建設?只能是復制，也可以微調。多樣性不是風格上堆砌著，不等于不要建設，不去干涉，更不是每個人自己搞就能明白多樣性了。想多樣化的話，那么就要在已有的范式里面變化。先有文化才能變化，文化不是靠錢砸出來的。

　　(唐克揚：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設計系副教授，建筑師、獨立策展人。中國美術館藝術與建筑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