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學者西奧多·赫斯伯格曾認為，城市化進程的研究應該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城市環境是怎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化的”，二是“什么樣的社會經驗同城市環境的不同方面相關聯”，三是“影響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機制是怎樣的。”① 在當今世界中，由于“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以及與之有家族類似性的“國家首位城市”與“國家級城市群”、“區域中心城市”與“區域性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國家或地區主要的經濟社會資源與精神文化資本，直接決定著“城市環境”的發展變化與“社會經驗”的再生產過程，因而恰好構成了“影響當今世界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機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化進程正在被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為中心的都市化進程取代。正確理解與闡釋城市化進程的當代形態與內在機制，對于我們理性認識人類歷史進程、理解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與問題，以及處理現代社會遺留下來的各種環境與精神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以“國際化大都市”與“世界級都市群”為主題的“都市化進程”②，不僅將人類社會提高到新的歷史水平與發展境界，也直接改變了城市化進程的傳統模式與基本特點。如果說，傳統城市化主要沖擊與影響的是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與文化，那么，在都市化進程中，農業地區與農村社會將退居二線，作為低級形態的城市社會與文化首當其沖，成為最主要的革命對象。特別是對農業社會負擔沉重、依然需要借助城市化機制，但已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性都市化進程的發展中國家與地區，由于“城市化”與“都市化”同步到來，因而一個最基本的困境即“一仆二主”，在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中，處理得好是雙贏，是自身的跨越式發展；而如果處理不好，則難免“顧此失彼”乃至于陷入更為復雜的矛盾網絡中。但無論如何，清醒地意識到什么是“影響環境和社會變化的機制”，科學地把握與處理它所帶來的有利條件與不利影響，是能否走一條具有本土特色與當代意義的新型城市化之路的重要前提。

　　與城市社會學一般對“城市化”與“都市化”不加區別，甚至于將“城市化”與“城鎮化”混為一談不同，我們之所以把三者嚴格地區別開，主要原因在于它們代表了人口、資源與資本等社會發展要素的三種不同流向，這在直接引發當今世界政治、經濟與文化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的同時，也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改變著人類的歷史實踐進程與日常生活世界。以城市化與都市化的影響而言，城市化主要針對的是農村人口與農業地區，表現為農村人口與農業社會資源向城鎮、城市、都市空間的勻速流動，其結果正如恩格斯所說：“現代自然科學和現代工業一起改變了自然界，結束了人們對自然界的幼稚態度和行為”。③ 借助于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與高度發達的工業文明，現代人在城市中真正地成長為不依賴大自然而生活的巨人。但另一方面，作為城市化核心要素與手段的現代科學與工業文明，在創造出巨大的物質文明與理性文化系統的同時，也給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埋下了嚴重的生存危機。如現代科學與理性精神對“溫情脈脈”的農業文化傳統與精神生態的解構，如高度發達的現代科技與工業對自然環境與資源一次性的惡性損耗，這兩方面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城市病”或“城市危機”中，使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作為城市化的升級版本與當代形態，都市化進程的直接對象則是普通的鄉鎮與中小型城市，意味著在城市化進程中聚集于這些空間的人口與資源向中心城市、大都市與都市群的進一步集中，并表現出速度快、規模大、不均衡等新特點，構成了一個更加復雜的社會發展進程。都市化進程不僅使傳統的“城市病”與“城市危機”更加尖銳與激烈，同時也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許許多多的新矛盾與新問題。這些問題與矛盾往往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種族、宗教等相互纏繞在一起，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與綜合性。但另一方面，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高級階段的大都市，由于自身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與優秀的人力資源，所以也為人類從根本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與當代新問題提供了資源與基礎。

　　二

　　現代科學與現代工業是城市化進程的核心要素與主要機制，這兩者既有明顯的區別，也有十分密切的內在聯系。具體說來，現代科學體系是城市化模式的內在精神資源，現代工業系統則是其外在實踐方式，它們密切結合，在200多年的城市化歷史進程中，對人類的主體世界與客觀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人類社會與其傳統形式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根源。西方學者羅斯托曾指出，傳統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于“使用從牛頓物理學衍生出來的各種技術”，而“采用并提高了從牛頓以后的或現代的科學中衍生出來的技術”，是現代社會發展加速的主要原因。④ 而現代社會的發展最直接的標志是大城市的繁榮，所以說，現代科學與工業文明也是人類城市迅速發展的最重要的主客條件。如西方學者指出：“古代的城市受氣候、功能和時間的共同影響，是一種社會性的產物。這種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適合當地條件的技術、風格和建筑樣式，他們既反映又指導了社會模式和當地文化的特質。然而，工業技術的發展使得原有的限制變得較為自由。非本地的建筑材料用船從遠方運來：沙地或花崗巖地區到處豎立著大理石表面的摩天大廈；常綠森林里停靠著各式房車。在全國各地的郊區都可以見到一排排類似中西部特色的農舍和新英格蘭時期的建筑風格。標準化的寫字樓隨處可見，全然不顧當地的氣候條件，然后通過供暖和空調系統來彌補這種有意的忽視。大眾流通系統用高昂的代價把各種不宜存放的食物運進雷同的城市里，擺放在相似的超市中，隨顧客帶進公寓，在相似的廚房里享用，不考慮地區之間的差異，不考慮地理條件的不同，不考慮季節和氣候因素，甚至也跨越了國家的界限。”⑤ 由此可知，盡管在社會學家看來，“導致今日西方城市生活方式的具有高度組織性的技術社會是經歷了幾百年的發展而成的。”⑥ 但實際上，正是借助于現代科學與工業文明的成果，現代城市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涵上都與其傳統形式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其結果是以現代科學為內在生產觀念，以現代工業為主導性實踐方式，最終建造了一種既不同于傳統鄉村、也不同于傳統城市的現代城市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