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城一面

　　經歷30年的改革，中國大多數城市人從“單位公房”中搬到了“鄰里社區”之中。共同體空間過去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和平均主義之上的精神安全感，被現在建立在圍墻、門衛和門禁系統之上的物理安全感所取來。哪種安全感更好？

　　隨著舊鄰里的逐步解體，與之相隨的是舊有鄰里生活的逐步消失。

　　計劃經濟時代的人們，生活在一整套社會系統之中。每個人都被剛性的社會關系所界定。

　　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后，建立在計劃經濟之上的社會系統隨之轉型。人們開始有權利選擇自己的鄰里與鄰里生活。

　　今天的居住區設計規范或相關法規，盡管如戶型、面積、配套設施等等指標比之計劃經濟時代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作為整體的鄰里居住模型的規劃設計概念與思想卻沒有本質性的改變。仍然秉承著計劃經濟時代烏托邦模型，也就是堅持平均主義，將多樣性的生活簡化為年齡、家庭成員數量、社會身份等幾個簡單的分類。

　　烏托邦模型將社會成員粗暴地理解為有共同需要的群體，而無視他們生活方式的多樣性。這樣的規劃標準與規范也直接促成了中國千城一面的現象。

　　社區困擾

　　許多中國的舊城改造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邏輯—摧毀社區以建造社區。現在的鄰里社區已經越來越難以形成社區精神和社區文化。在較近的未來，冷漠與自閉是否將會困擾中國的鄰里社區？

　　從上世紀80年代，居民委員會和街道辦事處作為居民的自治組織與市政府的基層管理機關，開始在城市的居住區中發揮重要作用。社區居民的自治組織—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之間保持著微妙的關系，既協助政府管理社區，同時也將社區百姓的要求向上級機關有所表達。

　　居委會的形成源于兩種不同的傳統或影響。一種是中國千年的保甲制度，另一種是源于蘇聯乃至西方的社區傳統。居委會將這兩種傳統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既發揮了保甲制度中對城市人口簡單有效的政府管理，如在“非典”期間的管控效率，也發揮了社區傳統中的社區居民自組織、自管理的作用，如在“迎奧運”時期的社區活動。

　　居委會是公房向私房轉型之間非常重要的社區機制。隨著新式的封閉型的商品房小區越來越多，更多的業主委員會被建立起來。這樣一來，個體與市場的關系：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逐漸開始替代鄰里與政府的關系：居委會—街道辦事處。

　　今天，完全的法治社會下的社會保障系統還未成型，舊有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福利保障也已經衰頹，居委會面對市場難有作為，業主委員會面對政府管理無以對話。居住區成員越來越傾向于從社區空間和較為廣泛的鄰里生活中退入私人領域。缺乏有效的溝通，最終導致不信任、虛無甚至暴力。

　　中國式住宅

　　北京最為常見的高層住宅小區，在書中被稱為是萊特的內閉式“拉德本”花園小區與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的開放城區的混合物。甚至被理解為“坐落在奢華園林中的經濟型住宅”。那么中國式住宅區是否形成？它的優勢與劣勢是什么？

　　北京最早的商品房居住小區是方莊社區，這個社區的鄰里小區規劃模型對今天中國的居住區規劃產生了普遍的影響。甚至極端一點的看法是，其塑造了中國式造城的基本形象。

　　方莊社區的規劃源自上世紀80年代的特殊狀況。當時的規劃師受到英國戰后的花園式衛星城建設的影響，同時又不希望對計劃經濟時代，源于蘇聯的鄰里居住區模型標準進行過多的突破，再加上受到當時經濟條件的制約，最終形成了這個混合有多種思想的規劃模型。

　　以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為原型的高強度集體鄰里的建筑空間，與以萊特的 “拉德本”花園小區為原型的高強度集體鄰里的小區外部空間組合在一起，兩種歐美激進的烏托邦居住模型的強強組合，恰好適應了剛剛從計劃經濟的單位負責制中走出來的人們的需求。

　　實際上，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所倡導的高強度集體鄰里，是以獲得最大的外部個人自由空間為前提的，而萊特的“拉德本”花園小區所規劃的高強度集體鄰里的小區外部空間，是以保證絕對獨立的私人生活的獨宅為基礎之上的。

　　在今天的北京，人們買一套房時，其房價中的建造成本所占可能只有價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當經濟不再是高層集體住宅的重要規劃因素時，我們應該思考物理層面的高密度集體居住空間背后的集體性與集體生活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