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極化效應

　　改革中的中國城市，在城市化的同時，有史以來一場最為激烈和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正在中國悄悄展開。城鎮化是否就是這個國家正在努力的試圖通過在空間中減少或消滅鄉村、擴大或增加城市，以此實現改革開放的現代化目標？

　　當前中國的新型城鎮化規劃致力于在空間與質量上擴大并深化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未來六年的目標是：“提升城鎮化質量，優化城鎮化格局，提倡可持續發展，改善生活服務以及完善城市機制”。

　　對于北京，則具體化為發展京津冀巨型城市群。不同于資源均衡的長三角巨型城市群和產業均衡的珠三角巨型城市群，北京作為首都擁有壓倒一切的集中資源與效應，因此北京城市圈的城鎮化問題，與長三角和珠三角有很大的不同。

　　在復雜性、多樣性與競爭性中獲益的都市群模式，在擁有調控市場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模型中，面臨巨大的挑戰。城市化在歐美國家是作為一種城市現象被認知，今天的中國面臨國家現代化的重要任務，城市化作為某種政治經濟學的工具成為實現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北京面臨著選擇，京津冀一體化的巨型城市群發展，是單極化還是去單極化？是鄉村中的城市還是城市間的城中村？

　　城鄉二元未來

　　在新中國的第一個30年中建立的城鄉二元制，保障了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在第二個30年中，城鄉二元制推動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在第三個30年中，城鄉二元制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城鄉二元制是新中國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發明。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鄉二元制保障了糧食生產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在改革開放時期，城鄉二元制創造了農民工的中國制造業大軍。今天的新型城市化可能正在著手推動消化過去多年產能過剩和積壓的消費者大軍。

　　農民工返鄉、家電下鄉、新型城鎮化等都在推動鄉村中的空間生產，這種生產不再僅僅是糧食和勞動力，而是消費和社會化。城鄉二元制下的鄉村中的消費和社會化與城市中的消費和社會化有何不同？與物流更為發達的中心城市相比，鄉村中的消費和社會化是否更具詩意抑或生態？

　　誰來主導發展

　　在金融危機之后的2009年，一個新的30年拉開了帷幕，面對金融危機，中國似乎更為急切地試圖尋找新的層面去繼續實現現代化的使命。而這個新的層面是否就是更多地去發展空間層面的現代化？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到1949年的30年間，中國試圖首先在文化層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間，中國試圖首先在社會層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從1979年到2009的30年中，中國轉而尋求通過經濟層面的發展來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新的一個30年中，中國面臨著新的挑戰。

　　深度的現代化發展，進而通過空間生產來實現，不僅生產空間產品如新城，同時也生產出消費關系和消費者以及整個消費社會。追求價值理性的消費社會，需要市場配置資源，需要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城市的職能劃分、土地利用、功能分區、開發強度中，市場手段與行政命令彼此博弈。

　　政府主導型新城或新區開發模型是過去幾十年中的主要形式。今天中國各地的房地產危機和各種“鬼城”層出不窮，空間生產作為某種社會機制，本身也面臨現代化的挑戰。

　　世界城市雄心

　　當CCTV大樓、鳥巢體育場與首都新機場T3航站樓被建立起來后，元明清三朝帝都的北京試圖重返世界城市，北京是否能夠成為世界城市？

　　北京奧運會和北京新十大建筑，使得北京人獲得了充分的自信以重返世界之都。

　　2050年是北京成為世界城市的計劃時間，這項計劃的制定也意味著今天的北京還不是如同紐約、東京和倫敦一樣的世界城市。

　　要想成為世界城市，意味著許多需要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例如GDP提高與獲得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硬條件。與此同時，也需要許多軟條件，如文化影響力、價值觀認同等。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北京的市民是否做好了自身成為世界城市市民的準備，不僅需要對多樣性與差異的開放，忍耐與包容，更重要的是認同并從中獲益。

　　作者為城市社會空間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