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生態城”：墳墓or歸宿？

　　————競相逐鹿中國“生態城”熱土

　　澳大利亞生態城市協會創始人保羅·道頓曾說：“世界范圍內都還沒有一個可以衡量生態城的標準出現”，這意味著低碳生態城市的建設會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

　　對于正處于不斷向城市化發展的中國，各個城市競相爭奪第一座生態城的旗幟，美、瑞、英等國家也趁此契機，向中國伸向“橄欖枝”，在中國這篇生態城“試驗室”的熱土上，都要“試一試”自己的方案，希望在“試驗”中贏得更多關注，更希望成為“生態城”得以實現的首個設計方案。

　　————通往“生態城”的路是坎坷的

　　基于現在的發展現狀，今天的生態城建設出現亂象叢生的場面，呈現一波三折的發展歷程。在上海東灘生態城、遼寧黃柏峪生態城的項目擱置后，《紐約時報》、法國《解放報》等國際媒體紛紛報道中國生態城計劃已經枯萎。原住建部住宅產業化促進中心副總工程師孫克更是以“熱鬧開場，冷清關門”的說法來形容生態城市建設的發展情況。

　　對于中國“生態城”逐漸迷失的原因，各方面專家也一直在分析關注著。

　　中國建筑設計研究院原副總建筑師、亞洲人居環境協會副主席開彥表示，中國有100多個城市申報生態城市的試點。在他看來，現在中國沒有幾個人真正知道生態城是什么樣的，只能是借鑒其他國家經驗。現如今的生態項目被分解為一個又一個的綠色建筑，其實這和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城精神是不相符的。而且在組織、監管環節都有缺失的現狀下，“生態城”很難達到預期設想。

　　正如遼寧黃柏峪生態城的項目，設計規劃并沒有考慮到當地的實際情況和環境，高昂的成本和不適于當地居民居住的環境，反而與“可持續發展”的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等生態理念相悖。孫克放認為“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花了這么多錢去搞綠色建筑、生態城市。”但從上到下的推動卻是差強人意。

　　除此之外，以“生態名義”贏取暴利也是致使中國“生態城”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王如松教授直言，“有的生態城就是炒作，打著這個旗號來提高影響力。”冠“生態城”之名，行“房地產開發”之實的項目頻繁出現。被譽為“生態城之父”的芬蘭教授埃羅·帕勒海默也告誡中國的實踐者們，“我們應當拒絕那些唯一目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賺錢的參與者。建設一座真正生態城的參與者必須同時是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

　　————中國更適于發展“生態城”

　　即便中國“生態城”現在的發展趨勢并不樂觀，但不能否認，中國這篇廣袤的土地，加之處于城市化發展進程中，沒有比它更加適于去發展“生態城”的項目了。在“生態城之父”帕勒海默看來，中國有更好的可能性來實現一些大膽、激進的計劃，因為在西方媒體的聚焦下，政客的說辭都會變得謹小慎微，中國的政治環境中，更大的自主性掌握在官員自己手里。生態城概念的發明者理查德·瑞杰斯特的觀點亦是如此，他在“未來之城”的講座中也表示，中國官員在建設方面的自主權能讓中國有更好的發展。

　　曾參與過東灘、萬莊和天津等多個生態城規劃的董山峰說，“西方土壤里造不出生態城。”西方已趨向完結的城市化，讓他們不能創造新城，而只能通過改造生態社區來達到生態效果，西方的固有環境一旦改變，會給當地人們帶來恐慌。

　　————生態是城市發展必然趨勢

　　隨著城市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人們對于低碳生態的要求也就更加迫切。今年7月份，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林業局6部委聯合發文，確定了57個首批全國生態文明建設先行示范區。這一舉措，也表明生態發展的理念已經在我國城市建設中占據了不可撼動的地位。

　　“生態城”對于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人來說，都是人類對于未來之城的一個美好憧憬，盡管現在沒有一個完美的實例呈現在世界上，但對于這個理想不斷前進的過程，同樣是非常重要的。如何在中國現狀下走好這個過程，是需要深思的。

　　以中新天津生態城為例，它可以說是中國“生態城”建設中最有望達到預期目標的項目，它所堅持的最關鍵的一點即為契合當地的環境。盡管批評家會將天津生態城與馬斯達爾相比，該城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標僅為百分之二十，這與馬斯達爾所要實現的生態百分百比較是略低的。天津生態城設定這些保守的目標基于當地的發展狀況，打造的是可以在中國這片土地推廣、適用并經濟可行的藍圖。這一觀念的培養是目前所需的，不一味的為追尋生態而做華而不實的“生態城”，而是要切合當下自身的實際去逐步建立生態的體系。

　　中國“生態城”今后的發展也必定坎坷，但崎嶇的路途是我們通向彼岸的必經之路，從這些失敗中總結經驗，汲取可取之處，運用到之后的設計規劃中。相信這片適于生態發展的熱土，能在迷失后找到最終的方向和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