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增長不等于發展，富裕不等于幸福

　　秋意濃，當楓葉再一次為大地披上“金縷衣”，祖國母親迎來了她65歲的生日。動蕩的年代，風雨的洗禮，當我們此刻駐足回望，她的面貌已是滄海桑田。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工業文明到生態文明，我們的城市、我們的景觀，在一次次的變遷中，不斷向可持續前行、邁進。風云巨變，離不開城市的規劃工作者們，他們用思想打造城市，同時也見證著城市、景觀規劃所走的每一步腳印。

　　本期，我們特別專訪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兼黨委副書記、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李迅先生。他如一位親切和藹的師長，引經據典，博古通今，言談話語間散發著濃厚的學術氣息。接下來，讓我們跟隨李院長的記憶和視角，看城市規劃，觀生態發展。

(左：中國風景園林網主編崔敬；中：中國城規院副院長李迅；右：中國風景園林網外聯副主編劉敏)

　　城市應該讓我們的生活更美好，而非更煩惱；

　　城市規劃工作是安排人的生活的一項重要工作；

　　城市規劃工作，做好了是功，做錯了就是罪過，要少做事與愿違的城規工作。

　　————李迅

　　CHLA:我們了解到此前您發表過多篇著作、論文，并負責參與完成多個政府設計項目。在這個行業里有著豐富的經驗。請您為我們簡單談一下您所經歷、看到的中國在城市規劃方面的發展腳步。

　　李院長：

30年輝煌，我與城規一同走過

　　1982年，我參加工作，到現在為止已經有32年。國家面貌在前行中經歷風云突變，城市規劃正好和國家的發展緊密相連。我國的城市規劃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個是改革開放前，一個是改革開放后。改革開放前，一五時期，曾是輝煌的階段，城市規劃迎來了“第一個春天”。為了建設一個新中國，大力發展工業，中國現代城市規劃拉開序幕。西安、蘭州、包頭、太原、成都、武漢、長春、洛陽，八大城市，配合著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的需要，及時開展了城市的總體規劃。后來，到文革期間城市規劃暫停過一段時間，改革開放以后逐漸恢復。我們這批規劃者正好趕上了改革開放之后的年代。我在1959年出生，很多人都說，我們這一代人出生在困難時期，長在動亂時期，學習在改革開放時期，而后投入工作。

　　城市現實發展的速度其實遠遠會超過想象中的規劃，以深圳為例。深圳，是我們國家三十年改革開放的象征。從一個小漁村，到現在2000萬人口的巨型城市，它的發展在我們國家城市發展歷史上十分少見。我覺得它的發展可以代表國家的發展，而這個城市變化中所經歷的，也代表了我們這些城市規劃工作者經歷的一個輝煌時期。縱觀深圳的發展，我們發現在這個發展階段當中，城市規劃是有很多沒有想到的。深圳的每一次規劃，規劃師最為大膽的設想和預測，最后都遠不如現實的發展速度。如人口方面，1984年我們到深圳搞規劃，周干峙院士帶領我們到特區調研。當時特區的人口只有3萬人，1984年的時候大概有十幾萬人，在這基礎上，大家預估未來的人口發展為80萬人，而后覺得應該再大膽些，按照150萬人進行規劃。但事實上，特區的現實發展遠遠超出了預期規模，我們只能在發展中不斷地做出調整。2001年，我又去到深圳工作三年，期間親自參與主持了“深圳2030發展策略”項目，當時也對人口進行預測。那時的深圳已有700多萬人，我們做預測時，認為特區之后有可能會超過1000萬人，于是便大膽預測到1500萬人的規模。而如今的深圳，已經有2000萬人。這樣看來，最大膽的設想都不具有前瞻性，深圳的發展速度確實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回顧深圳的城市發展，我們把這個發展路徑稱為“超常規”的發展模式。之所以說是超常規的，也就代表著人類從在城市居住后，歷史上沒有可以借鑒的案例。這正是中國的發展速度造就了這種情況，我們這些規劃師們也有幸能趕上這樣的時代。

　　對于我國未來城市的發展速度，按照層次化發展的進程，美國的地理學家發明了一條“諾瑟姆曲線”。曲線告訴我們，各個國家城市化的進程，都會是曲折的，都會有反城市化的過程。我們國家也不例外，如自然災害、文革時期都是在反城市化，城市規劃發展不進反退。“諾瑟姆的曲線”呈現出的是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規律，S型的曲線上呈現出三個拐點，30%之前發展速度較為緩慢，30%-70%是加速階段，70%后的發展狀態趨于穩定。對于我們國家城市發展的情況而言，改革開放初期速度是17%，90年代為30%，2011年突破50%，而如今2014年到達53%，城市比例超過農村，社會形態已經改變。因此，這樣看來，我們國家將要經歷50%-70%這個階段，增長速度還會加快。按照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來計算，一年有1500萬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50%-70%這個階段，城市發展還需要20年時間，差不多還有3億人口的農民要從城外轉移到城里。城鎮化、工業化、現代化在城市規劃發展中是同步的。中國經濟至少還有20年的增長期，建設量還會很大。那么，對于搞城市規劃的人來說，至少還有20年的黃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