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長出的精神植物。

　　“建筑不只是建筑本身，更是大地上生長出的精神植物。”祝勇在《故宮記：祝勇建筑筆記》序言中如此說道。

　　這是一本談論中國古建筑的散文自選集。書中共收入祝勇《故宮記》、《乾隆花園記》等9篇作品。作為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央視多部大型歷史紀錄片撰稿人，祝勇積累了大量的建筑學知識，但他希望能從當代文人的眼光而非傳統的專業性的角度來體驗和傳達關于中國建筑(601668,股吧)文化的感悟，因此《故宮記》一書是“對中國古建筑的精神分析”。

　　《故宮記》開篇即說：“紫禁城是一個巨大的空間的存在，一個巨大的空間意識形態的載體，它以巨大體量，表明皇權對于天下的絕對占有。”你不可能把《故宮記》看作簡單純粹的游記，祝勇關于故宮的敘述充滿了形而上的理性審視。祝勇致力于解構帝國建筑語法，從空間哲學的角度讓我們意識到有形的宮殿是無形的皇權的化身，他引領我們去思考，中國自秦漢帝國時代以來，紀念碑式建筑層出不窮的原因。三大殿、三宮六院、上書房、軍機處……紫禁城的每一座宮殿、每一件器物，都提醒著歷史的存在。就拿軍機處來說，游人的腳步很少停駐在軍機處，可是當我們追隨祝勇的筆端，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譚嗣同等人都曾在此辦公，無數的詭譎權謀、歷史風云都源自此地，乾清門西側這一排不起眼的小平房，它帶給你的內心震撼絕不會少于寶相莊嚴的養心殿。

　　落日余暉，芳草萋萋。祝勇站在紫禁城慈寧花園沒膝的野花中，說：“廢墟的"墟"字包含了兩重含義：它的"土"字旁，表明了廢墟的物質屬性，而右面的"虛"字，不僅注明了它的發音，更表明了它的精神屬性—它是虛空的，是歷史在水面上的投影，我們可以看見它折射出的光芒，卻不能真正把它掌握在手中。”恍然令人有《詩經》中的黍離之悲。這種感覺在閱讀《乾隆花園記》中更加強烈。這座乾隆費盡心思營建的花園，自建成以后，乾隆一天也沒有住過。“禪位”的乾隆，從來沒有放棄過養心殿的寶座。可惜他看得見身前，卻望不斷身后，花團錦簇的乾隆花園在建成的那一刻已然廢墟。

　　祝勇的《長城記》和卡夫卡筆下的長城意象不斷交叉。這種由無數個體匯集起來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筑萬里長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樣被調動的？組織者究竟是怎樣把個人身上那種散亂的可能性都匯集到一個目的，創造出“長城”的奇跡？祝勇敘述長城的歷史和各種傳說，分析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的關系，我們發現長城只是隱喻，“是我們民族思維模塊化的最好證明”。修筑長城的真正意義，不在于防御邊患，而在于其中內涵的組織效應。

　　在故宮、御花園、長城這類官方建筑之外，祝勇同樣關注圍屋、戲臺、碉堡等民間建筑，還有布達拉宮這樣的少數民族古建筑。我們讀到了客家人對于故鄉記憶消失的擔憂，他們將記憶物化，用門頭匾額刻寫下祖上的榮光；紹興戲臺，收納了自然的笙簫和歷史的煙云，戲里戲外演繹出無限的風流；碉樓是過去時代的遺物，它們支撐著所有關于過去的記憶；德格印經院和布達拉宮，信仰的力量令現實變成了拙劣乏味的虛構……祝勇的敘述，令人感覺，建筑的美不僅在于外表上的某種特性，而是物質化的磚瓦石塊內部的居民生活。我聯想到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他注重的是居民的生命和生活策略，祝勇的建筑學在某種意義上或可以稱之為建筑“人學”。

　　美國作家梭羅談到建筑之美：“是從內部向外面漸漸生長出來的，是從那住在里面的人的需要和他的性格中生長出來的，住在里面的人是唯一的建筑師。”謹以此句，作為祝勇建筑“人學”的呼應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