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0日晚璀璨的煙花綻放在帝都清冷的夜空，APEC北京會議達到高潮。

　　熱鬧之后，問題隨之而來：后APEC時代，北京既有的事件導向型城市發展模式，將何去何從？

　　自從上世紀90年代初以來，北京的城市發展模式呈現出清晰鮮明的事件導向型印記。從1992年北京亞運會到2008年奧運會、從新中國成立60周年慶典到即將落下帷幕的APEC峰會、以及正在籌辦的2022年冬奧會……北京習慣于、甚至依賴于以這些大項目、大活動來進行政治動員、推進城市建設。

　　在實權衙門林立、強勢機構遍布全城的情況下，北京以舉辦這種超大型活動、并將其上設個你到中央政治層面來獲得城市建設“尚方寶劍”的做法，某種程度上不無合理性。但如果留意下北京每次大型活動之后的“賬單”，便不難發現，舉辦這樣的活動對北京市也是一項“肥差”：以舉辦大型活動不可抗拒的政治意義征收大量土地，在活動舉辦后進行開發，從而形成巨型國企——相當于北京市以相當低的成本或得一筆巨額的優質資產。

　　如今叱咤地產界的北京市屬國企北辰集團，是亞運會土地開發基礎上的產物；伴隨著2008年奧運，在奧運場館土地一級開發基礎上則崛起新的巨頭：北京新奧集團。

　　或許正因有這種特殊的政經收益，每次重大活動之后，北京并不是著眼于日常化、正常化的城市建設——而是趕緊尋找新的熱點大型活動（比如奧運之后就是APEC、2018冬奧會），似乎沒有大項目、大活動，北京就不知道如何正常推進城市建設。

　　始作俑者北京之后，中國城市紛紛照搬這一事件導向型發展模式，且不乏暗中攀比：北京辦了亞運會，上海就辦APEC，北京辦了奧運會，上海就辦世博會；廣州辦了亞運會，深圳就辦大運會、南京就辦青奧會……

　　作為國際性大型活動，舉辦奧運會等大型國際活動，除了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意義，對城市而言，是全方位實現城市形象提升最有效的手段，可以帶動整個城市系統性地進化。但事件導向的城市發展模式的“副作用”之一是：事件之后，這些東西很多會荒掉——像奧運會的一些設施。而這部分設施，是把一部分本應用到常態城市建設的錢用到城市事件花費上——而事件性建設往往只是為短期目標服務，遠期效益有限（雖然在論證階段會不厭其煩的論證其長期價值）。

　　并且，北京城市事件導向型發展模式，也制約了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從而加劇了城市問題，使北京市城市發展與其最基本的角色要求——服務首都——之間的沖突，更行突出。

　　此外，事件導向型的城市建設，不僅無法持續（無論是此前的奧運，還是此次APEC會議，為了保北京一片藍天，不僅停掉北京周邊數百公里內眾多工的生產，還大量限行車輛、停止重多居民活動。但活動之后，就無法繼續停工），更代替不了一個城市正常的、日常的城市建設，甚至會影響北京正常、日常城市建設和管理能力的形成、提升。

　　APEC會議后，北京是否會反思這一問題？持續20多年的事件導向型城市發展模式，是否迎來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