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用系統的制度保障生態文明建設目標的實現

　　《重慶日報》:《意見》描繪了一幅未來生態文明建設的美好藍圖,那實現這些目標,我們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其關鍵點又在哪里?

　　陳萬志:法律作為不容觸碰的紅線、不能逾越的底線,具有強制性的約束作用。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革命性變革,絕非朝夕可就,因此必須用嚴格的制度為生態文明建設護航。

　　《意見》從法治、機制等5個方面來談了對生態文明建設的保障。我們要看到,制度的約束力是很強大的。在北京、天津等地,自今年以來已大幅度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收費標準,大氣環境類罰金標準增加了10-15倍。一家在北京的企業以前的排污費是10萬元/季度,現在達到135萬元/季度。在這樣的經濟杠桿作用下,它馬上就引進了德國先進的環保設備,污染物排放濃度隨之大幅降低。

　　當然,除了運用法治和制度的力量外,政府還應綜合運用財政、稅收、價格、信貸、保險等經濟手段,將綠色信貸、環境污染責任險、生態保護補償等法定化,推動實現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這樣從法治、行政、市場等多個維度來確保生態文明建設的運行。

　　張衛東: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企業也要在法治框架下依法進行生產活動,政府依法行政,雙方都要在各自層面履行自己的職責。

　　我曾經參觀過日本和挪威的垃圾焚燒廠,他們的垃圾焚燒廠離居民很近,隔一兩條馬路就是居民區甚至幼兒園。他們的企業遵紀守法意識很強,燃燒的溫度、后期的處理都嚴格控制,并且定期進行土壤植物等檢測,因此即使身處其中都聞不到臭味。

　　實際上現在我們國內的技術、設備也都能達到要求,關鍵是我們的企業一定要嚴格履行環保主體責任,自覺嚴格控制生產工藝,運行管理好環保治理設施。同時,各級主管部門也要嚴格履行好監管的職責,共同構筑起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的防線,為建設生態文明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重慶日報》:除了強調法治和制度的作用,《意見》還提出了用市場手段進行資源調節和配置,用科技創新引領產業結構調整,您怎么看?

　　王崇舉:《意見》提出要健全多元投入機制,引入市場化機制,以及強化科技創新等政策措施和保障機制,我認為充分利用市場化機制是重慶此輪“生態攻堅”的一大特點。

　　制度不只是約束,還應該有引領、激勵的作用。通過對市場的配置來引導對資源的利用和消耗,這對企業至關重要。

　　最近兩個月,我在庫區進行特色產業和生態保護的項目調研,把渝東北十一個區縣都走遍了。忠縣是一個柑橘大縣,柑橘的種植面積占了該縣面積的1/3,全縣17個鄉鎮都有。忠縣圍繞鮮果、果汁、果渣打造全產業鏈,效益很高,非常多的農戶愿意種植柑橘。

　　在巫山,有一個做良種紅薯的食品加工廠,5年時間帶動農戶將種植面積從3萬畝發展到10萬畝;在奉節,一家提取紫杉醇的企業,在當地海拔1200米的地方種植了4.1萬畝的紅豆杉,幫助高山移民實現生態扶貧……

　　因此,生態文明建設一定要培育一批有責任、有擔當、有能力的龍頭企業,通過這些龍頭企業來引領和示范,推動生態文明的建設。

　　張衛東:重慶作為老工業基地,要積極推廣和應用先進技術成果,依靠科技進步支撐生態文明建設,逐漸實現產業的轉變和升級。

　　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主體應該是企業,在產業結構優化過程中,就要把先進的生產工藝和環保技術運用到生產的全過程中,通過科技創新推動生態文明建設。

　　比如重慶三峰環境產業有限公司聯合重慶科技學院進行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針對垃圾不分類、熱值低等特點,進行了爐排等關鍵工藝的自主研發,讓垃圾真正得到徹底處理,不再占據大量的土地資源,并且可以用來發電。這說明我們可以采用節能低碳等環保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把實施創新驅動戰略與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結合起來,依靠創新驅動對農業、工業、服務業進行改造,在統籌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同時抓好生態文明建設,以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陳德敏:重慶“雙欠”特征明顯,市民人均收入較低,經濟總量亟待提升,而環境保護的壓力大。要解決經濟發展與環保兩難的矛盾,可選擇的重要路徑就是加強資源綜合利用,發展循環經濟。

　　《意見》對此作了有針對性的規定。廢物不廢,通過轉變理念和科學利用,可以“變廢為寶”。比如,餐廚垃圾中的廢油,可以回收提煉為工業用油甚至航空用油;火電廠產生的粉煤灰,通過新的技術工藝可制磚、制水泥,成為新型建材。這需要抓好從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到生產過程中能源原材料集約利用,消費后廢棄物的回收再生利用的循環經濟全過程。重慶要用好作為國家資源綜合利用、循環經濟試點城市的機遇,通過加強資源能源全過程節約利用管理,降低土地、水消耗強度,加快轉變資源利用方式、建設循環型工業,發展節能環保產業,實現重慶綠色、循環、低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