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會使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成為了一句流行語，也讓城市的創新建設成為了一個熱話題。然而城市這個大熔爐，涵蓋了豐富的內涵：從單體的城市地標到區域的規劃建設，從項目的工程管理到園區轉型實踐。本月8日，英國皇家特許建造學會(CIOB)在同濟大學舉辦了中國國際建造峰會，與會成員列舉了后世博時代在上海所開展的一些項目案例，也借鑒了來自國外的經驗方法，從多角度探討現代信息化條件下的城市轉型“智”造。

　　倫敦：150億英鎊的新鐵路盤活舊都

　　1851年第一屆世博會在倫敦舉辦，163年后的今天倫敦仍為世界級大型城市之一。不同于上海的新興與活力，倫敦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羅馬時期就已經有人類居住，并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歷經兩次城市更新：一是1666年遭遇重大火災，因為當時的建筑多為木質結構且間隔甚近，全城幾近摧毀；另一次重建則是在上世紀40年代，德軍的炮火給城市帶來重大打擊。

　　而今倫敦作為全球化的城市，計劃在未來25年內能提供1000萬人口的載量，但CIOB的全球副主席克里斯·切夫介紹，城市本身面積不大，周邊也多被耕地環繞，所以可供建設的土地并不充裕，導致的問題就是在城市工作的人們無法在城市居住，只能去到周邊較遠的區域。同時出于對城市污染和擁堵的抗拒，自駕車和搭乘巴士的交通方式正漸漸被很多人拋棄，增加城市地鐵的運營效率從而成為要任。

　　全球第一條地鐵線路誕生于倫敦，至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現有超過400個站臺，如何在已有的緊湊規劃中增加新的線路成為了最大的難題。切夫介紹說，幾年前倫敦市市長給他建議，說與其要增加地鐵，何不就加一條鐵路呢？這成為現在倫敦正在進行中的方案——昵稱為150億英鎊的“交叉鐵路”（Crossrail），線路自城市東部向西部橫穿，在市中心擁擠處在地下“隱沒”，而在開闊的城郊則露出地面，以節省成本。

　　新的鐵路預計將在2018年建成40個站，在市中心地區與犬牙交錯的地鐵線路交會在一起，在市中心區域每一站到地鐵的換乘站只要十幾分鐘的步行時間，大大提高市民的出行效率，預計運載每天超過25萬人，比原有的運營量提升六倍。另外，修建鐵路所挖出來的所有土都將通過各種運輸途徑填海，形成新的環境保護生態區。

　　“這個項目周邊有很多老建筑，基礎不穩，所以我們會提前灌注泥漿來加固基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地下鐵路和原有線路相隔只有80厘米，所以創新不只是一味求新，如何在現有的情況下新建，是倫敦的經驗。”切夫總結說。

　　徐匯：西岸營造更高效的新型CBD

　　“你們怎么看手機？”徐匯區規土局局長關也彤在介紹徐匯濱江西岸走廊這片新興改造的CBD區域前先拋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他稱，現在全中國手機的使用者有12億3200萬，占全國總人數的90.2%，人們的行為規范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果規劃者無法知曉50年以后的趨勢，那么城市規劃從一開始就是失敗的。”關也彤說。

　　位于徐匯區的西岸濱江，包括水域面積共9.4萬平方公里，岸線達到8.4公里，可是在上海眾多的CBD中西岸的顯示度不高、交通不算便利，甚至連許多徐匯當地人都不知道本地有黃浦江的岸線，怎樣使這片區域變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成為最大問題。

　　關也彤認為，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效率、交流和文化這三個詞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含義。傳統的CBD以高密度高容積率的緊湊物理空間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但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這種高密度實際上帶來的都是負效應，反而使人們遠離CBD去辦公，也延伸出SOHO等概念，那么新型CBD轉化對空間設計的考慮就應更有利于思維效率而非行為效率。而徐匯濱江的規劃設計將重點放在增加地下品質和增加縱向交通效率上。交通方式做得十分簡單，基本以直角為主，任何目的地兩個轉彎即可到達。兩層的地下空間的設計就是為了將更多影響城市環境的因素深埋地下，而騰出的地上空間則有一個高7.5米的平臺，此處綠樹環繞并可直面黃浦江美景，既提高了濱水土地的價值同時也是重要的景觀標志。

　　這種對公共空間的充分利用事實上也是對于思維效率的另一種提升。關也彤認為，內部空間大都是低效率的秩序空間，而公共空間才是創新思維的重要場所。最后，讓西岸逐漸為人所知的是其龐大的美術館群落和豐富的文化活動，關也彤指出，藝術在土地開發的前期起到重要的催化劑作用，電音節、音樂節、雙年展等使這個區域活躍起來，而博物館美術館等則沉淀形成土地的文化附著，自然而然形成其獨特的魅力。

　　嘉定：國際化新型劇院的“構想”與“實現”

　　文筑國際的創始人馬衛東首次在國內引進了獨立第三方建筑設計管理的概念，注重的是業主和設計公司的關系，使雙方成為團隊的一部分而非甲乙方的對立關系，這在日益引進國外建筑大師設計的上海顯得尤為重要，而最近成功的一單案例就是位于嘉定新城，10月剛剛開業的保利大劇院。

　　劇場舞臺有永恒的魅力。保利大劇院的基地面積3萬平方米，建筑面積5.6萬平方米，以立方體造型立于嘉定新城的苑山湖畔。作為整個項目顧問，馬衛東坦言最主要還是要抓住三點：進度、質量和成本，但麻煩的是這三點往往是相互牽扯反其道而行的。另外，項目的業主方是在國內擁有十幾家劇院的保利置業，而建筑師是來自日本的知名建筑師安藤忠雄，這兩個有個性的主體的碰撞自然就會產生很多矛盾。

　　首先面對的就是文化層面的矛盾。業主方認為建筑師也許對空間設計很有一套，卻認為他對劇場的陌生會使他在功能安排和動線設計上產生偏差；而安藤忠雄也會認為盡管保利是劇院的專家，卻對國際化新型劇院的趨勢不盡了解。

　　如同將周圍的光線導入，通過漫反射展現絢爛奪目光影效果的萬花筒一般，劇場和文化設施也應該作為自然與人、與文化碰撞的華麗場所來對其定位。19世紀巴黎的歌劇院自從落成以來，劇場不但成為演員的舞臺，更加成為了觀眾們展現自身的特殊舞臺。建筑師最早的設計總圖，入口以45°角斜向切入，這在中國很難被接受，最后出于使用的習慣性，還是將入口變為水平方向進出。

　　初期碰到的另外一個棘手問題是關于后臺。作為設計師的安藤忠雄講求形體的純潔性和力度，他強烈要求舞臺后面的內容放置到觀眾席下側，這在國外也有先例，但是保利卻堅決不同意。馬衛東向安藤建議說，保利劇院不會有駐團演出，一年可能有200場不同演出，如果將后臺隱去，實際操作將有很大不便。盡管還是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設計空間的力度，最終建筑師還是接受了這個意見。

　　第三點亟待磨合的便是技術。安藤忠雄的建筑以清水混凝土見長，馬衛東認為中國施工單位的混凝土澆筑技術堪稱世界一流，不論在色差還是裂縫等細微處都有極高的要求，但安藤的關注點不在于此，而在于一次成型。于是施工單位進行了約莫七次試驗，制作最合理的模板使其能夠被反復使用。“混凝土是有生命力的材料，時間久了不是給你古舊的感覺而是有其獨特的味道。”最終，100×100米的立方體，中以圓筒形不同位置的插入來產生虛實結合的活動場所，達到了令雙方滿意的效果。

　　“如果規劃者無法知曉50年以后的趨勢，那么城市規劃從一開始就是失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