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設計責任公平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國外在重視政府在環境保護制度中的管制、引導和合作作用的同時，也注重公眾個人在環境保護中的責任。例如日本在《建立循環型社會基本法》第四條規定：“必須使國家、地方政府、企業和公眾在合理承擔各自責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公平合理地負擔采取措施所需的費用。”

　　第三，重視運用經濟激勵性制度來解決環境問題，可以降低治理成本和激勵企業持續進行技術創新，達到提高環境治理的效率和靈活性的目的，例如對可能造成污染的產品的銷售征收押金，當符合某些條件時，如把用過的或廢棄的物品送到集中地，從而避免了污染，這筆費用就可退還。瑞典、挪威、丹麥等國的城市都對金屬容器、塑料容器和玻璃瓶等實行了這種制度。

　　第四，調動民眾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自主性和積極性。比較典型的是美國的城市社區協議。鼓勵普通公眾進行環境公益訴訟，通過公眾對污染者的污染行為和環境監管的瀆職行為提起訴訟，有力保護城市生態環境。實際上公眾參與環境治理也改變了傳統的只有政府和企業的“二元”污染控制結構，形成了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的“三元”污染控制結構。

　　重視環境不得惡化原則

　　如果堅持原有的達標排放合法，則環境質量差的地區很難變好，因為排污達標就不需要改善了，環境優良、環境容量大的地區，將難以避免環境質量惡化。

　　面對新形勢的挑戰，上海必須要在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建設上，實現以管理控制為主導向強制化、市場化、自主化綜合協同控制措施進行轉變。上海必須要改變傳統的分部門管理、防治結合、達標排放合法、政府主導保障、污染者治理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設立原則，改為整體統一管理原則、風險預防原則、上海市環境不得惡化原則、公眾參與原則、損害環境者付費原則，并進而通過這些更為科學、更加系統、更具有前瞻性的原則來指導制度的設立和運行。

　　整體統一管理的原則要求上海加強各環境要素綜合管理，注重協調各環境要素的分別管理，建立綜合性的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并且實行跨行政區域和跨部門的環境資源管理；風險預防原則要求我市如果依據現有知識水平和技術條件，對部分項目的實施可能產生的不良環境影響的程度或范圍不能做出科學判斷的，審查小組應當提出該項目不予通過的意見；上海市環境不得惡化原則強調并非企業達標排放就為合法，而是排放的標準不能低于周邊環境的現有標準，如果堅持原有的達標排放合法，則環境質量差的地區很難變好，因為排污達標就不需要改善了，環境優良、環境容量大的地區，將難以避免環境質量惡化，只有堅持上海市環境不得惡化原則，才能保證環境一直向著良好的方向發展和改善；公眾參與原則要求公眾提高環保意識，確立公眾對環境管理的問責制；損害環境者付費強調只要是開發利用環境和資源、排放污染物或者從事其他生產、生活活動，對環境造成不利影響和危害者，應當支付由于其活動所形成的環境損害費用，然后將損害環境者繳納的費用，交由第三方進行相應的專業化治理，并且進行嚴格的監控，以保證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上海必須構建預防-管制-激勵-事后補救并重的保障制度體系，同時設計適當的機制，保證生態環境保護保障制度的有效運行。上海生態環境保護事前的預防性制度體系最主要的是創設上海生態紅線保護制度，強化上海環境總體規劃制度的法律地位，進一步完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實施分類管理和控制，嚴格生態準入，在污染源的產生上做足“減法”，爭取進一退二，強化生態監管，恢復和改善上海特殊地域、特別環境要素的生態功能，有效保障重要生態區域和環境要素的基本功能；上海生態環境保護的事中管制性制度體系，最主要是深入推進排污收費制度建設，加快改革生態環境利用申報與許可制度，進一步構建環境監察制度體系，盡快形成土壤、大氣、水等的監管網絡，并且與公眾參與相結合，對于上海農村環境要采取環境監察一體化管理，設立農村環境監察隊伍，完善農村環境監察的區域性組織；上海生態環境保護的行為激勵性制度體系最主要的是針對部分產品創設環境押金制度，積極促進環境產業基金制度發展，改革和完善環境補貼制度，提高生態補償制度實施的可操作性，進一步構建生態環境自主化治理制度的模式；上海生態環境保護的事后救濟性制度體系主要是創設和構建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體系，加大力度改造限期治理制度，構建和大力推廣生態環境破壞的第三方治理制度，加強環境污染事故應急制度的實踐性工作。

　　生態環境建設需要我們遵循生態文明發展的規律，努力改革政府對生態環境的原有管理模式，從傳統的政府規制型為主，向政府引導下的市場型和自主參與型為主轉變，大力鼓勵和引導企業和市民參與生態環境建設，最終依靠制度建設把上海建設成為宜居之都、生態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