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城鎮化”，法國《拉魯斯百科全書》所作的定義是，“空間和社會職業的發展趨向于促成人口日益向城市集中”；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給出了與之類似的界定：“城鎮化就是大量人口永久地聚集在一個相對小的區域、形成城市的過程”。單純從字面意義來看，城鎮化的主要表征在于城鎮經濟活動的發展、人口數量的增加以及城鎮實體空間的形成。但是，城鎮化進程遠不止這些有形的擴張，它背后還包含著一個更加漫長、也更加深刻的蛻變過程，那就是居民城鎮化的文化觀念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包括傳統文化的斷裂城鎮亂象的頻發文化調適與新文化(300336,股吧)的形成，而且其中的每一個環節，都是在轟轟烈烈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巨變之下相對靜默地展開，屬于長時段、超穩定的心態觀念轉變范疇。

　　城鎮化浪潮在近代西歐開啟之后，大量農村人口被吸引到經濟活躍、機會更多的城鎮中謀生，使得城鎮居住人口急速增加，一些工業城市人口出現了驚人的增長。譬如織業發達的曼徹斯特，1772年還是一個僅有2.5萬人的小城鎮，到英國初步實現城鎮化的1850年已膨脹為有36.7萬人口的大城市；其他諸多工礦業和商業發達的城鎮同樣如此。即便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較為遲緩的法國，大西洋(600558,股吧)沿岸及其他許多地理位置有利的城鎮人口都大幅增長，如東南部內陸城市圣埃蒂昂納，人口在19世紀上半期也增加了三倍。倫敦和巴黎的人口擴張更是自不待言，城市空間不斷向外拓展。然而，對于這些新近涌入城鎮的移民來說，要變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城鎮居民，尚需經歷較為漫長的磨難。移民們從鄉村前往城市的道路，從根本上來說是一次跨越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的艱苦旅程。

　　工業化浪潮下從鄉村移居城鎮的旅程，首先是一個脫離傳統文化的過程。前工業時代鄉村社會按日光和季節勞作的勞動節奏消失了，代之以定時定點的工廠和機器節奏及嚴格的工作紀律；傳統的家庭和鄉村社區模式不見了，面對的是新的人際關系和社交網絡；傳統的道德與倫理準則不再形成那樣有力的約束，代之以法律或規則的硬性約束占據主導地位……概言之，對這些新來者來說，鄉村文化環境無可挽回地遠去了，成為留在歷史層累當中的“失去的世界”。這些背井離鄉前往城鎮謀生者，不再像先輩們那樣與父母共同生活直至成婚，不能像前工業時代那樣相對悠閑散漫地勞作，過去的鄰人親密交往和舊式的閑暇娛樂方式日益淡化甚至消失。他們進入城鎮這個新的環境，面對的不僅是基本的生存適應，還要面對更為深刻的文化適應，即適應諸如時間節律、社交模式、行為準則、道德認知和社會期望等城鎮的運行規范和文化價值。

　　但是，文化適應是一個非常復雜緩慢的過程。伴隨著較為漫長的新舊文化更替過程的是城鎮化啟動之初普遍出現的諸多社會“亂象”，如骯臟擁擠的居住環境、偷竊、搶劫、酗酒、狂歡、斗毆、娼妓、性亂交、棄嬰，等等。這些危機，導致城市在思想意識領域的階級對立。一些原本居住在城市的富裕階層認為，城市環境變得越來越令人難以適應，都是缺乏教養的新來者的錯。

　　新移民勞工工資報酬低下、就業崗位不穩定等惡劣的生存條件，是造成各種城鎮亂象頻發的重要原由。但除此之外，轉型社會的文化失范，即舊有行為習俗的慣性、傳統道德約束的松弛以及新的行為規范和文明意識尚未生成，顯然也是其中不可輕忽的因素。遠離鄉土，失去鄉村熟人社會的監督和道德戒律，同時又對新環境新文化缺乏應有的概念，不僅在19世紀，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是城鎮化進程中言行失范乃至違法犯罪頻發的根源所在。

　　盡管較為緩慢，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適應的過程顯然處于不斷的累進當中，否則近代西歐的城鎮化進程難以持續和深入下去，發展到今天我們所知的那種較為成熟的狀態。推動城鎮新來者文化適應進程的動力機制，大體來自兩個方面：社會自主調適機制和政府介入調適機制。政府機構作為現代社會最強有力的組織力量，它們在城市的發展規劃、公共治安、文化教育和社會管控等各種事務上的介入，對促進城鎮化進程中的文化調適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

　　關于社會自主調適機制，現代資本主義工廠制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不僅極大地強化了紀律觀念，也重塑了人們的時間觀念。按照英國歷史學家湯普森的看法，由各種機器元件和智力元件組成的工廠，為了生產的協調運轉，需要一套有效的勞動紀律。因此，在成熟的工業社會，為了消除前工業社會自然時間節律和相對散漫悠閑的勞動習慣，將工人變為機械系統的一部分，嚴格的鐘表時間節律得以廣泛引進和應用。這種做法的影響是廣泛的：紀律的約束久而久之促成了行為舉止的文明化，“1780年至1830年間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普通英國工人變得更守紀律，更順從于時鐘的生產步調，較為謹慎，較為循規蹈矩；不那么粗暴，不那么隨心所欲反復無常了。傳統的體育活動都換成了較為恬靜的愛好”。守時觀念在今天的廣泛流行，無疑也是近代工廠“時間紀律”又一重要的觀念性成果。

　　正如這位歷史學家所認識到的，舊習慣與新紀律之間的較量是尖銳持久的。新文化的征服僅憑強迫性的機制是不夠的，需要有社會教育機構提供道德說教，西歐宗教組織如英國的衛斯理宗和法國的天主教會，在塑造新道德和新文化觀念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還要有適應新環境的社會交往機構，如咖啡館、劇院、舞廳、廣場、體育比賽等，為城鎮社交需求提供場所，以便鑄造新的人際交往模式，形成新的行為禮儀標準。

　　由此可見：首先，城鎮化進程決非樓宇擴張的土地城鎮化，而是有產業經濟發展所支撐的人的城鎮化；其次，人的城鎮化決非人口移居到城鎮這般簡單，成熟的城鎮文明還需要“城鎮化的人”；再次，文明教化的養成是一個不短的過程，既需要以理解與寬容的心態，對待此過程當中出現的種種問題，等待社會的自我發育、調適和完善，也需要政府與社會機構有意識地、積極主動地引導、規范和建構。中國是當今城鎮化發展最為迅疾的國家，短短35年間，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從1978年的17.9%躥升到2013年的53.73%，并在未來20年里向縱深挺進，成為推動我國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發展和完成現代化轉型的重要動力之源。上述幾條從歷史當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對正在邁向深度城鎮化道路的中國，或許具備一些啟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