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失控

　　劉藝邦的感受對應著中國轟轟烈烈進行著的城鎮化。偏居祖國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在城鎮化浪潮中“失控”。

　　早在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農村轉移人口城鎮戶籍1000萬。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農業轉移人口城鎮落戶數平均為每年13萬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兩年就完成“農轉城”人口496萬，是政策實施前20多倍。據知情人士稱，2014年最終統計數據尚未出來，但預計保持了此前的平均速度。

　　一位基層干部向記者透露，為完成任務，一些部門按人口比例層層下達指標。由于“硬性攤派任務、盲目下指標、限時間”，致使基層在工作中弄虛作假、隨意擴大轉戶對象范圍。有的地方將一些生活在偏遠山區的農戶成建制地轉為城鎮戶口，轉戶農民沒有城鎮固定住所，工作人員便將縣政府辦公大樓作為上萬人的落戶地址。大量已轉戶的人口享受不到養老、住房、醫療保障以及獲得就業機會，這些轉戶的農民成為進不了城又回不了鄉的“夾心人”。 有專家調研表示。“過分強調速度和進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鎮化過程演變為人為推動農民進城的‘被城鎮化’過程。”

　　城鎮化的推進，有的地方政府是為幫助地方的房地產業發展，也有的地方是為了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對城鎮化帶來的不良后果，劉藝邦所在家鄉的群眾有諸多怨言：把“農轉非”變成一項硬性攤派任務、盲目下指標、限時間，已經失去了意義。“數字城鎮化”只會帶來“空心城鎮化”。

　　消失的村落

　　“最近十年，我國每天消失80個村落！最近三十年，4萬多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

　　在過去的20年時間里，我國的行政村數量，從100多萬個銳減到不足60萬個。

　　村落的消失原因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生態條件惡劣處的移民遷移，大多是政府行為;另一種是自然消失的，本來戶數就很少的小村搬遷到縣里或城鎮，或者年輕勞動力紛紛外出打工，村落自然萎縮了。

　　目前，在中國的自然鄉鎮，城鎮化已被異化。對許多地方政府來說，城鎮化就是拆除舊城建設新城，片面追求視覺效果忽視文化內涵，甚至被異化為“大拆大建大手筆，高樓大廈平地起，各種園區扎堆聚，CBD扮靚GDP”。

　　事實上，大部分欠發達地區的城鎮化，僅完成了從農民到產業工人的第一階段轉變，卻在從產業工人到市民的第二階段轉變上亦步亦趨。它帶來的后果顯而易見：一方面，農民中的大部分已經轉出農村，農村日益空心化，留下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另一方面，轉出農村的農民雖然在形式上成為了市民，但其與真正市民實質上的不平等引發了城鎮內部的二元矛盾，為城鎮化進一步推進埋下隱患。

　　回不去的故鄉

　　從事IT業，來自江西的新上海人張鵬也對家鄉的城鎮化憂心忡忡。“那些以造城為目標的城鎮化，切斷了家鄉世代積淀特有的文化與習俗，還有自己的根。”

　　拖著行李箱走在縣城的街道上，張鵬感受到荒涼，“街道坑坑洼洼，到處是工地，房子一眼望不到頭，路上鮮有行人。”

　　城鎮化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垃圾圍城也成為城鎮化發展中繞不過去的坎。據國家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在過去十年的城鎮化進程中共有68.5億噸工業垃圾和240億噸工業廢水未經任何處理就被排放到自然中，他們徹底讓故鄉不了顏色，河里的水黑了、路邊的樹灰了，就連天空都變成朦朧美了，東風以來池塘里的塑料袋亂飛，那機器的轟鳴聲，不是發展是破壞。

　　由于缺乏主導性產業，相當多的縣城吸納不了外來人口，甚至由于周邊地市級城市、省會城市的磁場效應，相當多的縣城甚至成為人口凈流出城市，在轟轟烈烈的造城運動之后，這些以大城市城鄉結合部一樣特征呈現的縣城，將面臨一系列的難題。

　　“寧靜的大山已在山腳、山腰、山頂砍出了一條條荒帶，推成了土公路，干燥的冬春之交，滿天黃土飛揚。曾經常見的好山好水好風光，如今變得很臟很亂很難看。村長對老人和孩子說幾年之后這里也會變得像縣城一樣漂亮……”文藝青年劉藝邦說：“故鄉，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