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是現代化和國際化的結合體，千年的文化承載著太多的精髓和歷史，包羅萬象的建筑凸顯了這座古城的別樣韻味。從上世紀50年代的天安門廣場到上世紀80年代的摩天大廈，再到今天的“大褲衩”“巨蛋”“鳥巢”等，無不見證了這座古城的建筑軌跡，而城市建筑也代表著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社會文化、政治文化等。

　　北京作為我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有著悠久文化歷史的著名古都和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擁有眾多歷史名勝古跡和人文景觀，簡直就是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文化大容器”。隨著歷史的不斷演進，各種文化沖突與張力塑造了北京今天的品性與面貌。

　　上世紀50年代初，北京建筑最突出的代表主要集中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人民大會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廣場、民族文化宮、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十大建筑”，構成了以莊嚴、雄偉為特征的新國都的視覺形象，被寄予解放、新生、民族自豪感等情感。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不斷建立，某些政府部門與房地產商儼然成為城市改造的新主體。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統一的城市規劃雖然仍在推進中，但是失去了整合與制約的力量。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國人影響最大的當屬港臺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當中國內地城市開始大規模開發房地產時，香港高樓密集的都市風光作為現代化的典型圖景成為內地競相仿效的對象。香港對內地建設的深刻影響，給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記。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北京城，混亂無序的商業開發，致使在緊鄰故宮的舊城區王府井一帶相繼出現了一批高層建筑，如王府飯店、和平賓館等。與此同時，京廣中心、京城大廈和國貿中心等玻璃幕墻的摩天大樓也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傳統的天際線和城市景觀。以至于現在，無論是故宮、北海還是頤和園，其背景無不是林立的高樓。

　　如同中國在制造業方面享有的“世界工廠”之譽，中國在建筑業方面也正成為“世界的大工地”，而北京似乎就是這個“大工地”的核心。中國，這個“世界大工地”引無數的建筑師競折腰。安德魯攜帶“巨蛋”來了，庫哈斯、莎瑞攜帶著“大褲衩”來了，赫爾佐格、德梅隆攜帶著“鳥巢”來了……這些建筑因其怪異的設計、與周邊中國建筑格格不入的風格、高昂的造價等引起國人的爭議。而這些爭議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建筑文化與中國的傳統價值觀念的沖突。

　　對建筑的選擇越來越多地從重視審美感受轉為重視現實的功利，從重視傳統的文化轉為強調時尚潮流;掌握話語權的群體結構發生了變化，從建筑和文化精英控制轉為純粹的商業化操作。有時，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放棄了其應履行的職責，轉而屈從于房地產商的商業利益。于是便出現了“規劃聽領導的，領導聽老板的”這種畸形的運行機制。建筑領域的這種不甚健康的商業化，必然會導致文化傳統的流失，使城市建筑日漸趨于平庸化、低俗化。一座座失去了文化記憶的城市被人們大量地復制，一批批單調、乏味、速成的建筑迅速填充著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粗暴地改變著人們的視覺。在現代人們的視角下，廣場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間，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花園則成為樓旁狹窄的綠化帶;森林則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園”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歐洲古典建筑紛紛加入到大眾文化的狂歡浪潮之中。

　　歐陸風情更以其不可阻擋之勢成為了各城市的流行元素。當上海含情脈脈地重溫其新近的這一流行元素時，各個城市則由娛樂場所大力宣揚這一最新時尚。形形色色的娛樂城無不裝飾著羅馬式的柱廊，以及比例失調的西洋裸女雕塑。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均出自法國人之手，二者在建筑風格、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漫步于王府井步行街或者行走在建國門街頭，你會產生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錯覺。極具北京氣息的北京茶館、北京胡同曾在北京一度消匿，只能成為舞臺上的保留節目。當其重被提起，再現于城市的時候，卻被異化為向洋人展銷京味的旅游場所或者高檔消費去處。無獨有偶，毗鄰使館區的三里屯酒吧一條街則成為了外國人的社交場所以及北京高級白領和文化另類的身份認證的去處。

　　城市建筑文化依然在循著世俗化和商業化的軌道上演化。城市的真正內涵應該是市民交往空間、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擴大。市民文化應成為城市文化的一個度量衡。究竟何為大城市?高樓大廈挺立的就是大城市嗎?這是我們在城市規劃與發展中需要不斷反思的問題，只有真正明白了城市的內涵，我們的城市建筑才能越來越貼近群眾，建筑文化才能越來越反映大眾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