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的量化難題

　　“把中國城鎮化面臨的問題、課題和理想，以及國內外的經驗教訓和最新理念進行數字化、指標化的梳理，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周牧之說。

　　為完成這一工作，課題組中既有經歷過城市化的發達國家專家，也有致力于應對今天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中國專家，既可以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也可以直面當前的問題。

　　“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采用“三·三·三”結構，分成環境、經濟、社會三個板塊，每個板塊由三個中項指標支撐，每個中項指標由三個小項指標支撐，每個小項指標又由多組數據支撐。每一個板塊是一個維度，每一個指標體現了一個準則和價值追求。

　　理論框架既定，實踐評判的難題開始顯現，支撐指標的數據無論在質量上還是統計范圍上都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

　　周牧之說，指標體系需要有數據來作為支撐，但是尋找和整理這些數據是一項艱難和浩繁的任務。具體的說，它首先表現在數據的碎片化，部門之間、層級之間、年度之間數據不統一、不規范、不連續的現象嚴重。其次是有些數據還存在失真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周牧之表示，“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在選擇指標、數據時，除了數據的可獲得性之外，還要考慮數據的真實性和實際價值。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如果選用的是失真數據，那就失去了原本的意義。”他說，“譬如有一些環境相關的數據竟然大部分城市達標率都達到100%，與今天中國的現實相距甚遠，無法使用。另外一個問題是有些在國際上常用的數據在中國尚不存在。”

　　“在梳理數據的過程當中，我發現目前在中國，經濟性的數據相對來說比較詳實，社會性的數據比較缺少，環境相關的數據失真現象相對比較嚴重。”周牧之補充道。

　　在這種狀態下，要把能夠體現和支持指標體系的數據整理出來只能用一個“縫”字。為此周牧之及其團隊盡量選擇生成數據，運用大數據的手法把龐大的生成數據變成可用數據。同時，利用空間地理數據等手法，將一些缺位的數據演算出來。另外還將一些具有關聯性的數據復合成所需要的特定指數。通過歷時兩年的努力，他們將各類公開的、在社會上可得的數據“縫制”成覆蓋全國地級以上所有289個城市的完整指標體系。

　　價值取向認知先導

　　在課題組看來，綠色城鎮化指標體系的意義在于建立對城市空間結構和內涵進行立體分析的構架，為中國城鎮化的綠色化、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科學的政策和規劃手段。

　　周牧之進一步補充說，“我們不但希望‘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能成為政府、專家評價城鎮化的一個有效工具，也力求讓社會公眾能夠看懂它，利用它。”

　　張仲梁分析說，包括“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在內，城鎮化評價體系大多主要立足于現有統計數據和客觀指標，較少引入主觀指標。社情決定民意，客觀指標多于主觀指標有其理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主觀指標可有可無。城鎮化應該是人的城鎮化，必須考慮人的感受、愿望和態度，何況社情與民情并不總是一致的。

　　他認為，“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應該具有地域性。實際上，每一個成功的指標體系都是植根于當地特殊的條件與環境的。今后在對每一個具體的城市進行分析的時候，可以在通用指標的基礎上加一些地域性指標。

　　當然，在受訪專家看來，“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在數據分析功能之外，更體現了問題導向，引導社會各方更加關注城市的環境、重視城市的生態、探索城市的綠色發展。

　　張仲梁評價說：“曾經，我們觀察和思考城市的時候，只有經濟和社會兩個維度，后來，有了環境這個維度。今天，綠色城市作為一個新的理念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不過，如何定量地衡量綠色城市，卻是一個有待討論和探索的命題。”

　　周牧之認為對指標體系的完善和進化而言，認知的不斷變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例如在十五年前他在研究中國城市如何應對汽車社會的沖擊這個問題時社會反響很微弱，然而今天整個中國社會對于汽車社會的弊病都感同身受。

　　他說：“在環境問題上也有類似的情況，二十年前在日本二惡英還沒有人關注，十年前在中國沒有多少人討論PM2.5，現在不論在日本還是在中國對石棉的危害還不夠重視。所以好的指標體系一定要負起先導認知的責任。”

　　他補充道，“‘中國綠色城鎮化指標’目前還是一個相對性的，中國城市之間的比較指數。下一步計劃把亞洲的城市納入進來，形成中國城市與亞洲城市的比較，這樣會再出來一個不同的視角和維度。”

　　在周牧之看來，排名并不重要，關鍵在于綠色城鎮化指標可以成為評判中國城鎮化的一套數字標桿和參照系。他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觀點分析說，中國歷史上的失政缺陷歸結為中國不能進行“數目字管理”。“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實現有先進理念支撐的數字管理的確是左右中國城鎮化進程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