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方面，一是農業的復興，在戰爭和瘟疫時代荒蕪的土地以及林地和沼澤被重新墾殖，從前被遺棄的村落再次迎來居民。“由于有了盧瓦爾河谷和勃艮第的苗木，巴黎地區的葡萄園又煥發了生機；阿基坦的菘藍種植業日益發展；小麥大量出現在博斯平原上，整個西部都在種植大麻。人們努力進行有效生產、獲得更多贏利。出于農產品商品化的考慮，人們有時還試圖根據土壤性質種植合適的作物，如葡萄、菘藍、大麻、亞麻、小麥。”(29)二是手工業，其中紡織業居于首位，魯昂、諾曼底、布列塔尼、普瓦圖和香檳等各地的紡織業不僅滿足本地市場需求，而且多余的產品還用來出口；圖盧茲的絲織業發達，巴黎的金銀制品、朗格勒的剪刀業、圖盧茲的皮革鞣制業和制針業都在發展；隨著出版業的發展，特魯瓦和奧弗涅的造紙業從中受益。另外，花紙行業生產的神像和紙牌行銷于巴黎、魯昂和圖盧茲。三是商業和道路交通也得到了較大發展。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里昂成為商業和金融中心，它是國外商品進口和法國商品出口的集散地，也是法國國內南北商品的中轉地。(30)1481年，普羅旺斯并入王國，為法國帶來了面向地中海的優良港口馬賽，從而擴大了海洋貿易之門。從港口稅來看，馬賽港與地中海東岸和北非的貿易不斷增長，城市人口與貿易增長保持著相匹配的節奏。(31)

　　遞及17世紀，情況有所變化：一是王國總人口增長幅度很小，1600-1700年僅從大約1900萬增加到2150萬；(32)二是在經濟發展方面，“17世紀的艱難是毫無疑問，在所有研究這個時代的歷史學家眼里，長期蕭條的17世紀經歷了多個發展遲緩的時段和如火如荼的危機”。(33)但眾所周知，這個時期是法國現代國家建立、發展和成型的關鍵時段。在美國歷史學家菲利浦·本尼迪克特看來，法國在政治國家和社會經濟領域新機制的建構，為城市化提供了新的動力源：首先，在政治國家領域，隨著絕對主義君主制逐步確立，司法和行政官僚的數量大幅增長，軍隊規模顯著擴大。官員主要駐蹕于城市自不待言，軍隊在不卷入軍事行動時，大部分時間同樣駐扎在城市。主要以國家稅收供養的官僚與軍隊人數的增加，其產生的消費需求，一方面吸引為他們提供商品和服務的人員涌往城市，同時也驅動財富朝城市流動，因為舊制度法國的稅源主要來自農業和農村。其次，在社會經濟領域，居住在城市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利用資本對農村土地日益增多的控制、新的社會身份觀念和消費觀念、城市豐富的社交和文化實踐模式，都是拉動法國人口從農村遷往城市的要素。(34)

　　1500-1700年法國的城市化進程，從時間維度縱向考察，無疑是一個充滿變化的動態過程；但如果從空間維度橫向考察則截然不同，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幅相對靜止的圖景。簡言之，法國城市網在這二百年時間里總的面貌變化不大，“王國1700年左右的城市網看上去非常接近1500年的城市網”，(35)鮮有規模較大的新城市出現。誠然，17世紀在絕對主義君主制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王國政府為政治和軍事目的興建了大量的紀念性城市和要塞城市——它們的數量占所有城市的2%，但這些人為創造的城市可以說毫無發展生機，(36)唯有勒阿弗爾(Le Harvre)和凡爾賽例外。即便屬于成功典型的勒阿弗爾，盡管早在1535年就被創設為港口，但它從一個小村莊真正變成一個政治中心也是很晚之后的事；凡爾賽的飛躍性發展純粹是強大王權意志的結果，路易十四死后，法國的政治中心重新轉向巴黎城，巴黎的迅猛發展讓它頓時顯得黯然無光。因此，從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四去世時，除因領土兼并而加入法國的城市，如斯特拉斯堡、里爾等，近代早期法國城市網的基本面貌變化甚微，從城市史家勒佩蒂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工業化前夕的法國城市體系依然如此，(37)這種情況幾乎一直延續至今。布羅代爾在《法蘭西的特性》里對此作了簡明扼要的闡述：“法國各城市仍然位于在高盧—羅馬時代(幾乎全部是最大的城市)或在11、12世紀它們初創的地方，新城市組織是(舊有城市)重新煥發生機而非新建。”(38)

　　然而，這個網絡中星羅棋布的城市或城鎮，猶如大大小小的聯結點，構織起法國的空間形態，它們在規模和地位上存在較為分明的等級，巴黎不容置疑地處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早在16世紀，其人口就已遠超其他城市，但規模優勢還沒有后來那么明顯。位居其下的大城市有魯昂、里昂、圖盧茲、奧爾良、波爾多、馬賽等。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優勢，支持它們躋身大城市的行列，如魯昂的行政司法機構、港口地位和大學，馬賽和波爾多面向海洋的地理條件，尤其是以工商業立市的里昂在15、16世紀之交獲得迅猛發展，被喻為“法蘭西的第二只眼”。(39)17世紀，隨著法國行政中央集權的不斷推進，巴黎的重量逐漸大到失衡的地步，并在18世紀進一步加重。1600-1700年，巴黎人口從20萬增長到50萬，大革命前又變成60—70萬。(40)中央集權導致的資源和機會的高度集中，吸引從顯貴精英到平民的各個階層不斷涌來，政府試圖阻止首都無限擴張的政令形同虛設。

　　這些大城市主導著其周邊鄉村世界的節奏，對西歐乃至世界的財富和情勢變遷更加敏感，它們在近代早期法蘭西的歷史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對大多數法國人的日常生活來說，聯系最為密切的還是數量眾多的小城鎮。這些小城鎮作為市場集散地，領地或司法區首府，或活躍的手工業聚集地，是地方的或地區性的中心，人口通常只有幾千甚至數百，但它們深深地扎根在周邊的農村生活中，“農業生活對它們并不陌生，時常構成了城市活動的重要內容”，如夏托敦1696年40%的人口是由葡萄種植農和靠耕作為生的短工組成，這個百分比較之16世紀并沒有降低。(41)

　　再將目光轉向微觀空間，考察單個城市本身的空間形貌變化。在這漫長的200年里，隨著法國城市人口的不斷增加，城市內部空間的改變勢在難免。首先表現在城市空間的改擴建上。以巴黎為例，城市化不斷推進是16世紀這座城市空間的顯著特征，“城市建設越來越向前推進，中世紀半農業的特征一點點消失”。這個時期，在塞納河右岸改建和新建了盧浮宮及杜伊勒里宮，并將位于城東的王室領地分成小塊售賣；在塞納河左岸，布什里大街的一部分、莫貝爾廣場地基和圖內爾碼頭在1548年陸續興建并在四年后完工，圣日耳曼郊區也開始得到開發；為了連接兩岸，重建了被洪水沖垮的圣母院橋，并開工新建新橋。(42)17世紀，隨著絕對君主制的建立和鞏固，王權對興建首都的意愿和能力變得更大。為了鞏固新獲得的王權，亨利四世非常關心巴黎人的福祉和首都的美化，在其得力助手蘇利(Sully)的協助下，他重啟新橋的建造，修建了兩個王家廣場——羅亞爾廣場和多菲內廣場，并完成了眾多小修小補工程。(43)尤其是羅亞爾廣場在巴黎的建筑史上得到了高度評價：“羅亞爾廣場的建造，標志著巴黎城市規劃中最為重要的一步，它將貴族居所安置在一個沒有建筑的區域，它賦予巴黎第一個規整勻稱的封閉廣場。”(44)路易十三時代，不僅建造了羅亞爾橋，而且新修了多個街區，其中黎塞留街區把城市向西延展到查理五世時期(1364-1380年)的古城墻邊，從而使巴黎展現出大都市的形象。盡管路易十四厭惡巴黎的混亂和喧囂，但在他漫長的統治期間，巴黎累積的變化是不可忽視的，他曾耗費巨資重建或擴建了盧浮宮、杜伊勒里宮，修建或修繕了殘老軍人院、廣場噴泉、林蔭大道、城門、碼頭，為新街區的交通打通和拓寬街道。(45)在馬賽、里爾和里昂等快速發展的大城市里，也都存在類似的城市空間改擴建情況。(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