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霧霾事件而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檢討與反思

　　中國要走出西方式的“頭痛治頭、腳痛治腳”的治理思路，不僅要找到造成霧霾天氣的直接原因，還需要從發展模式的視角探索造成迷霧的深層原因。

　　反思之一：中國經濟增長陷入成本大于收益的困境。霧霾天氣主要發生在大城市區域，但卻是整個經濟增長方式、能源結構、生活方式、城鎮化模式等系統整合作用的結果。與此同時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從西方承襲而來的工業化，所付出的代價不僅僅是大城市的霧霾天，還有最近幾年頻繁發生的大面積的水中毒、食物中毒等問題。目前中國75%的地表水被污染，64%的地下水被污染，37%的土地面臨風沙威脅。霧霾天氣和水污染使我們付出了生命代價，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所用的流行病學模型，該報告發現，中國每年約有75萬人因空氣污染和水污染而過早死亡。

　　當我們為中國用30多年時間走完發達國家100多年走過的路，實現經濟高增長而自豪時，不要忘記經濟學的另一個定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不惜以環境代價、生命代價而獲得的GDP，是嚴重帶毒的GDP。至少籠罩在霧霾中的全國100多個城市的GDP是嚴重帶毒的GDP、黑色的GDP。而且，需要向全社會提出警示的是，2013年我們遭遇的霧霾天，只是我們為這種先污染后治理、高能耗經濟增長模式付出代價的開始。環保部對中國環境監測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未來將會進入環境事件的集中爆發時期。

　　反思之二：GDP主義的增長成為目標迷失的增長。當我們已經陷入經濟增長成本大于收益困境的背景下，為什么仍然不惜犧牲環境和國民幸福追求GDP增長？因為，現代GDP經濟建立在這樣一種假定前提和邏輯上：經濟增長必然包含了國民福利的增長，所以，如何生產得更多永遠是人類追求的目標。可以說，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這個邏輯可以成立。當物質貧困是社會發展最短那塊桶板時，經濟增長就等于國民福利的增長。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當人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之后，GDP增長與國民福利的增長，就不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經濟增長帶來的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導致了其負福利效應比正效應還要大。可以說當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就處在這個經濟增長與國民福利增長形成的分叉點上。經濟增長給社會帶來負效應，感受最強烈、承受這個成本的是社會民眾。如果說2013年霧霾天氣的出現，是老天對帶毒經濟增長的警告，其實2010年以來國內頻繁發生的當地居民抵制政府上污染項目事件，也說明對于GDP的增長，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已經出現了認識的差異。2012年短短四個月，全國接連爆發了三起環境群體性事件。據環保部披露，自1996年以來，這類事件以29%的年增速出現。面對這樣一系列問題，不僅僅是簡單地解決問題，而是需要我們反思經濟增長的目標到底是什么？經濟增長是為了滿足國民福利的增長和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這似乎是一個常識，但在今天的GDP主義經濟中，經濟增長目標變成了就是GDP本身。

　　反思之三：中國繼續走西方式污染轉移之路已經行不通。今天的中國與60年前的英國雖然遇到的是同樣的霧霾事件，但由于發生在兩個不同時期，由此決定了英國可以走的治理道路，而今天的中國則無法走下去。因為，當今中國霧霾污染是在全球環境危機一觸即發的時代背景下出現的，是在世界環境容量已經飽和，沒有承載空間的情況下出現的。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12》指出，40年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28%。WWF全球總干事吉姆·利普指出：“當前，我們的生活方式過度消耗了自然資源，我們使用的資源量超過了地球供給的50%。地球需要用一年半的時間來生產人類一年內消耗的可再生資源。如果不改變這一趨勢，這個數字會增長得更快，到2030年，即使兩個地球也不能滿足我們的需求。”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霧霾天所暴露的問題，就不僅僅是一個環境污染的問題。而是如果中國按照西方工業化標準，繼續追趕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消費的工業化之路，已經行不通。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問題，我們需要重新定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目標。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就是中國走向未來的發展的新道路和新目標。

　　外部防范與內生治理相結合的中國治理之道思考

　　覆蓋中國100多個城市、涉及6億人口的霧霾問題，意味著環境污染導致中國經濟與社會系統的中毒病癥，已經不是一個局部問題，如果不能遏制，將給中國經濟社會系統帶來巨大的代價，是刻不容緩必須解決的問題。可以說短期內的遏制與化解霧霾，西醫式的治理方式是有效的，這種治理方式有兩大特點：

　　第一是強調工具的治理作用。這些工具既有技術工具，如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等手段，提高環境監控和管理能力，也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的工具，如充分利用立法、稅收、制度等工具實現霧霾治理。

　　第二是針對問題進行精準的實時、點對點的防范管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關于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設計中，許多制度設計具有這種特點。《決定》所設計的生態環境保護、管理與監控體系，確實是一個全空間和全流程覆蓋的生態環境監管系統。

　　在目前啟動這樣一種以防范為主的監控治理體系，是非常需要的。但中國對霧霾問題的治理，僅僅停留在這個層面上是不夠的。因為這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治理模式，而且也是一種高成本的治理模式。目前國內正在啟動的治理霧霾行動、諸多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治理對策，基本上屬于這種外部防范式的治理范疇。本文不再贅述。如何從中國文明模式轉型的高度探索中國特色內生治理模式，才是中國治理霧霾問題必須面對的挑戰和創新。

　　現代化目標轉型：從追趕西方工業化目標向走中國特色生態文明之路轉型。十八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絕不是簡單的環境治理問題，而是在探索一條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之路。因為高能耗、高消費、高成本的西方工業文明模式，是屬于地球上少數國家享受的文明模式，這種文明模式無法容納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現代化。西方式工業文明模式是一種成本外化、污染轉移、利己不利他的文明模式。要從根源上治理霧霾，需要一種成本內化的利己也利他的生態文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