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減緩和治理城市病需要向郊區和農村“借力”

　　加強城鄉良性互動可以助推北京城市病的治理。通過統籌城鄉要素，尤其是充分發掘和科學利用農村地區的資源環境要素，可以更好地維護和改良城市生態環境，緩解城市病病征。比如城市空氣質量的改善除了需要做好城市內部的減排等措施之外，也需要依托農村地區的空間資源提高植被覆蓋水平；城市的水資源的涵養和水質保障也同樣需要依托北京周邊廣大農村地區做出協同努力。

　　在通過城鄉統籌緩解城市缺水問題上，北京已有很多有益的實踐。眾所周知，北京是一個極端缺水的城市。據統計，近10年來北京年均水資源量不足21億立方米，卻需維持36億立方米的用水需求，水資源缺口巨大，每年缺口相當于一個半密云水庫的水量。為了保障城市用水，早在2003年北京就啟用了位于懷柔的第一個備用應急水源地，緊接著又啟昌平、平谷、房山的多個應急水源地，而這些都是地下水源，長期超采會帶來諸多問題。實際上，北京的很多水廠，都將地下水作為主要水源。由于缺水，北京不得不啟用了總共22個水源地，這些水源地大多位于北京郊縣區域。北京水源地之多，在世界城市供水史中都極為罕見。

　　為了保護北京珍貴的水資源，水源地的污水需要達標排放，垃圾需進行分類收集，進行減量化、無害化處理。北京在密云水庫、懷柔水庫等一級水源保護地周邊農村地區構筑起了生態修復、生態治理、生態保護三道防線，確保水源安全。北京為了水源地保護，還加強了與上游地區（河北省張家口等地的農村地區）的環境統籌力度。這種跨行政區的統籌從本質上看也是一種城鄉統籌，它通過一系列扶助和資源補償、農村區域發展措施的展開，提高水源保障能力。據了解，北京每年對地處河北的北京上游水源地潮河和白河流域投入1億元資金用于水資源保護及農村發展等項目。其中每年投入2000萬元用于水環境治理，投入6000萬元用于稻田改旱作的補貼，投入2000萬元用于支持流域的區域發展。這些努力使得密云水庫來水量和水質保持了基本穩定，對緩解北京用水緊張不無裨益。

　　三、政策與建議

　　不良的城鄉關系會加劇城市病的程度，因此城市病的治理需要城鄉統籌思維，城鄉統籌應是解決城市病的一個重要方向。

　　（一）繼續加大城鄉統籌力度

　　治療大城市病，不能僅把目光局限在人口、車輛的控制上。更多地關注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包括城鄉關系問題，會對城市病的治理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在我國城市化快速推進的大背景下，城市病與城鄉關系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城市病的治理牽涉多個深層次的城鄉統籌問題，如戶籍問題、城鄉土地問題、城市財政體制改革問題等等。2014年7月30日，國務院出臺戶籍制度改革新政，堅如磐石的二元戶籍制度開始松動，下一步如何研究并落實新的制度，并由此促成城鄉統籌一系列新制度的出臺，形成城鄉一體化新局面值得期待，這些制度均會對城市病的解決產生積極的正面作用。北京應針對自身情況，加快制度創新步伐，為城市病的緩解和解決提供更好的體制環境。

　　（二）構筑新型城鎮體系

　　新型城鎮體系有助于疏解城市功能，減緩城市病的嚴重程度。因此，不能因為城市病而否認城市化的正面作用；不能因為城市病而限制構建完善的城市體系的努力。要堅持從北京實際出發，遵循城市發展規律，建設科學的以北京主城區的特大型都市為中心，與域內新城、城鎮及農村存在廣泛的實質性聯系，與津冀城市群有協同互動的城鎮體系。這其中要特別重視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通過社區建設縮小城鄉各種形態的差距。生態涵養發展區，仍具有一定的人口吸納能力，但應杜絕復制中心城區的人口聚集模式。

　　（三）加強城鄉結合部的治理和改造力度

　　據測算，北京市五環內建設用地僅有700平方公里，但整個北京市的集體建設用地卻有1000多平方公里。北京市已啟動的城鄉結合部50個重點村改造，其集體建設用地面積為85平方公里，相當于北京老城區（現東城區和西城區）的面積。城鄉結合部的治理水平和政策成敗直接影響整個城市功能的發揮，也直接影響城市病的治理。北京市已經開展的針對城鄉結合部50個重點村的改造取得了突出的成績[8]，但現在看來，它并非治本之策，其政策的可復制性和可普及性也值得懷疑。因此，下一步需要總結經驗教訓，對城鄉結合部地區進行持續的政策創新，加大其治理和改造的力度，緩解北京的城市病。

　　（四）促進城市失地農民就業

　　2014年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失業率常與犯罪率、自殺率、暴力、濫用毒品和其他社會問題掛鉤，因此一份工作所創造的社會福利遠高于其工資對個人所帶來的好處。”因此解決城鄉結合部地區戶籍農民就業問題，促進其工作穩定和生計改善，可以減少諸多社會問題的發生，緩解社會矛盾，是預防和治療城市病的一個重要方面。

　　作者，柴浩放，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城市問題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