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國實施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的幾點啟示

　　（一）打造人本理念主導、產業創新驅動的綠色低碳城鎮化發展模式

　　在充分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發展規律、路徑與經驗的基礎上，我國應著力發揮政策驅動潛力，把握規模化建設契機，以人本理念和社會實際需求為導向，使綠色低碳的城鎮化發展模式緊密對接區域性產業升級訴求，在智能網絡、新能源、清潔環保、現代服務等重點領域因地制宜推進產業驅動式創新。通過打造“集約型、生態型、智慧型社會服務管理體系”作為布局著眼點，優化地區資源配置、拓展產品細分市場，創建智能城市（鎮）網絡下的跨地區合作項目，充分釋放各地區基礎產業的服務化升級潛力，將經濟建設、社會建設與生態環境建設有機統一于產業創新主線，打造符合地區特點的服務性產業體系與綠色低碳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加快出臺國家層面的建設指導意見與服務配套產業專項意見，明確建設過程中的整體思路、中長期規劃與階段性工作任務重心。

　　（二）注重基礎研發與平臺性技術創新在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布局中的戰略價值

　　以日立、三菱等公司為代表的日本科技企業的研發優勢及其背后的國家性科技創新政策為日本綠色低碳城市（鎮）發展模式提供了重要技術保障，特別是智能電網系統、信息化能源管理系統（EMS）、水循環與再利用綜合處理系統、社會性養老介護保險體系等平臺性技術研發，有效降低了城鎮化進程中的能源與資源使用成本，提升了綜合利用與產出效率。

　　就我國綠色低碳城鎮化的具體建設而言，要在可持續發展視角下充分注重基礎技術研發與平臺性技術創新的戰略價值，結合地區發展實際加大對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針對性投入扶持力度，要把能夠戰略性、前瞻性推動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具備提供系統解決方案潛力的技術原型與產品原型放在研發核心位置，進而圍繞其培育綠色、低碳的城鎮化技術體系與產品體系，形成相應的研發性、服務性企業集群，健全市場化運行機制與公共服務的基礎支撐。

　　（三）強化數字化、信息化管控能力在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實踐中的跨領域應用

　　突出的數字化、信息化管控能力是日立等日本領軍型企業參與綠色低碳城市（鎮）系統建設的突出特征，綜合反映在能源、通信、環保、制造、物流、養老服務等領域，表現為對于大數據、云計算、移動互聯網以及智能化終端管理系統的廣泛應用。可以說，數字化的統計采集、分析研判與決策輔助體系已成為日本加速自身城鎮化轉型所倚賴的關鍵性手段。

　　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普遍尚處于對資源與人口進行結構性調整的改革初期，不同地區間的資源條件及發展水平還存在很大差異，要分層次、分階段、有側重點地引入信息化建設項目與基礎設施的數字化管控體系，加快開發符合我國具體國情與區域性特征的數字化終端管控系統，使其逐步融入城鎮化中的交通、醫療、環保、教育等社會公共服務領域以及司法、治安、危機管理等公共安全領域，通過數字化、信息化手段提升城鎮化的資源利用效率與智能化水平，為民眾提供節能、舒適、環保與安全的城鎮與城市生活。

　　（四）充分調動企業與社會組織參與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的能動性與積極性

　　日本的建設經驗表明，日立、豐田、三菱等行業領軍性企業以及日本科技振興會、環境促進會等社會組織能夠在綠色低碳城市（鎮）建設過程中有效分擔政府職能，增強產業活力，深化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提高公共服務的系統化程度與基礎設施的整體建設水平，而這種高效的社會協作體系正是目前我國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所高度欠缺的。因此，要進一步規范各類主體職責，重點發揮政府在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中的模式引導、規則管理與宏觀調控職能，將市場形態、合作機制、商業模式、產品與服務體系等依托企業與社會組織加以建設，以此培育企業社會責任，打造專業化與職業化的技術人才體系，在政府與市場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建設新格局。

　　（五）健全綠色低碳城鎮化發展模式的法律法規與制度保障

　　日本除產業創新、技術與信息化支撐以及企業生態等因素外，相對完備的法律法規與體制機制建設為其綠色低碳城市（鎮）發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組織與管理保障。如目前已經頒布運行的《低碳社會建設基本法》、《關于能源使用合理化法》、《農村地區引入工業促進法》等為日本綠色低碳的城市（鎮）化發展模式營造了良好的法律與制度環境。我國推進綠色低碳城鎮化建設面臨的問題更多、利益關系也更加復雜，必須在建立健全法律體系和制度保障上下更大的功夫，形成對于政府與市場各方主體的約束與激勵機制。

　　具體包括：一是要健全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嚴格執法監管。在加大財政資金投入的基礎上，完善金融服務政策，發展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大力推廣污染減排的技術和產品。二是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降低資源與能源消耗，從源頭上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促進綠色低碳的產業生態體系。三是要加快推進綠色低碳產品的激勵機制，擴大產品種類的覆蓋范圍，在包括墻體材料、門窗玻璃、暖通設備等在內的建筑材料領域建立“領跑者制度”，促進節能性能好的建筑材料實現推廣應用。四是要在行政審批機制、投融資秩序以及知識產權、稅收、合作等方面進一步規范利益相關者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搭建公開透明的政府管理模式與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