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山看來，“如果民主與自由主義制度要順利運作，就必須和若干‘前現代’(premodern)的文化習慣并存共榮，如此才能確保這些制度運行無誤。法律、契約、經濟理性只能為后工業化社會提供穩定與繁榮的必要卻非充分基礎；唯有加上互惠、道德義務、社會責任與信任，才能確保社會的繁榮穩定，這些所靠的并非是理性的思辨，而是人們的習慣。”(以上參見弗蘭西斯·福山《信任》，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

　　上述的“互惠、道德義務、社會責任與信任”等，是指社會原有的、傳統的文化習慣，或者說是“習慣法”。在中國，體現為綿延千年百年、亙古流傳的“鄉風禮俗”。

　　這些“鄉風禮俗”依托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為主的農業文明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歷經幾千年而不變，維持著鄉村社會結構的穩定和諧和鄉村秩序的規整井然。其實，在中國有史以來的古代統治里，“政不下縣”的郡縣管理體制，給縣以下的基層鄉村管理留下了很大的自主空間，在這一層面，“鄉風禮俗”充分發揮了其“自治”鄉村的作用。以其為基礎的宗族自治制度的核心思想便是“尊尊、親親”。

　　如《禮記·大傳》所言：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可見，“人道”之“禮義”的內涵是：訂立祖禰之序，尊重其尊者；排列子孫之序，親愛其親者；旁列同族兄弟關系；聚合族人會食于宗廟，分立昭穆次序。

　　如此以“禮義”別類，便構成一個“尊尊、親親”的良性循環禮法體系：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后樂。”

　　由家庭、宗族之管理，推延至地區、國家的治理，其實，都是以“禮義”為根本基礎的“禮俗”之規約。這些“鄉規民約”一般包含：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等。其中“患難相恤”是典型的民間自發相互救助，包括：水火、盜賊、疾病、死喪、孤弱、誣枉和貧乏等，鄉約中人據事情緩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約，給予救助。鄉約還超越了宗族界限，地方主體家族為主兼及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他姓。(參見王學泰《禮俗：社會組織的粘結劑》，《讀書》2013年12期)內生于鄉村的“鄉規民約”成為鄉民之間的一種共識和默契，自我教育、自我規約著鄉民的日常生活，成為鄉村生得以生不息的社會資本，減少了鄉村治理成本，使得鄉村永續發展。

　　社會不均衡變遷使鄉風禮俗異化

　　然而，在城市(鎮)化、現代化的大規模推進下，鄉村社會的穩定結構將被打破，傳統的鄉村社會發生變遷。一般來講，社會變遷會有三種情況：

　　穩定均衡狀態：社會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沒有任何變遷，在這樣的系統中，沒有任何新思想從外界進入，所有的部分都是均衡的，功能都是和諧的。穩定均衡的系統就像沒有車輛行駛的環形交叉路口。

　　不均衡狀態：由于變遷速度非常快而社會系統無法適應。在這樣的系統中，鄉村社會結構中各個部分的和諧關系開始瓦解，傳統的鄉村領袖不能再保持其權威，現代領袖向其提出挑戰，村民分裂成支持和反對變遷的兩派。村里的年輕人大量遷移到城市的貧民窟去，原來和諧的系統陷入內部混亂，嚴重時，系統的規范就會被打破。不均衡狀態的系統就像過于擁擠的交叉路口，結果哪輛車也不能通行。

　　動態平衡狀態：社會系統的變遷速度是系統本身所能承受的、并且適應的。就像有很多車輛行駛在交叉口上，但它們的行駛速度是適中的。(埃弗里特·M·羅吉斯拉伯爾·J·伯德格《鄉村社會變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由此可見，變遷對社會系統是否有益，取決于“變遷速度”與社會系統“適應能力”之間是否協調。當變遷速度與系統適應能力協調時，系統維持動態平衡，變遷就是有益于系統的；當變遷速度超過系統適應能力時，系統便陷入了不平衡，變遷就是有害的。

　　上述“穩定均衡狀態”，其實是一種沒有前進的、停滯的均衡狀態，并不能算是理想狀態。

　　“不均衡狀態”，雖然是變化的，但是變遷的速度和力量超過了社會系統承受力和適應度，社會系統的原有社會規范徹底被打破，系統內部陷入混亂、不均衡狀態。目前，一些地區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農村人口外流，農業衰落，“空心村”凋敝，“熟人社會”解體，“鄉風禮俗”異化等等，就是這種“不均衡狀態”的具體表現。這種現象的出現緣于城鎮化速度沒有充分考慮鄉村社會系統的承受力和適應度，一味追求所謂城市擴張的結果。

　　只有“動態平衡狀態”才是一種理想狀態，變遷的速度與社會系統承受力達成一種平衡，既是前進的，又是平衡的。從前述弗蘭西斯?福山的觀點來看，恰是一種“現代”與“前現代”或“傳統”互相協調平衡的狀態：是“法律”、“契約”、“經濟理性”等現代規范，與“互惠”“道德義務”“社會責任與信任”等傳統規范的交融，是“現代與傳統的共存共榮”。這種共生體的存在，體現了“現代”對“傳統”(“前現代”)的尊重和認識，意識到一個現代城市社會的繁榮穩定離不開傳統習慣和鄉村禮俗的支持和幫助。由工業化、現代化、信息化而至的城市(鎮)化，必須包容、吸納、融合鄉村文明，才能真正實現城市的繁榮穩定和持續發展。

　　這種“動態平衡狀態”的“現代與傳統”共生體，也提供了一個頗有意義的啟示：

　　當社會系統變化太快，處于不均衡和無組織的危險中時，解脫“不均衡狀態”的困境，走向理想的“動態平衡狀態”，可以借助“傳統”的力量，傳統規范可以幫助社會恢復穩定。也就是說，那些“文化習慣”、“鄉風禮俗”是重振鄉村活力，使鄉村在走向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

　　英國有句諺語：一個家族離倫敦50里，可有100年之久；離其100里者，可有200年之久。在英國人看來，他們的靈魂在鄉村，那里才有當年日不落帝國最尊貴的東西——鄉村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