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鎮實際上是一個新生詞，新事物應該以新的方法論來進行闡述。眾所周知，上世紀50年代，國際科技界涌現出第一代系統論，即：控制論、信息論和一般系統論。僅僅過了十年，即上個世紀60年代，第二代的系統就出世了，即，耗散結構、突變論和協同論。但這些理論作為科學方法論仍然難以解釋像特色小鎮這樣一類新城市現象。

　　到了上個世紀末，第三代系統論即復雜適應理論（CAS）面世了，深刻揭示復雜經濟社會體系運行規律提供了方法手段，也彌補了主流經濟學的缺陷。用主流經濟學來描述特色小鎮是完全失敗的，因為主流經濟學將“特色小鎮”看作是某類生產函數或“黑箱”，但用了復雜適應理論以后，情況就改變了。

　　首先，復雜適應理論認為任何經濟社會系統都是動態變化的，而且這種變化不僅是數量和參數上，它還涉及到如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所說顛覆性的創新。后者涉及技術、組織和經濟結構等方面質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特色小鎮經歷了四種版本。

　　1.0版本，即小鎮+“一村一品”。當時的小鎮是為農村、農業、農民服務的，是農業產前、產中、產后服務的基地；很快有了2.0版本，即小鎮+企業集群。以浙江為主要發源地，該省大多數的小鎮都有一個企業集群，而且這些企業集群所產的產品都能進入全球產業鏈，這也導致了浙江經濟后來居上。

　　上世紀末興起的3.0版特色小鎮，即小鎮+服務業，尤其是旅游休閑、歷史文化特色這一類的產業與小鎮的迭加大幅度得到發展。

　　而4.0版特色小鎮，即小鎮+新經濟體，是特色小鎮進入城市的新階段，特色小鎮以形態、產業構成、運行模式等方面的創新，成為城市修補、生態修復、產業修繕的重要手段。改革開發30多年來，特色小鎮在中國大地上經歷了四個版本的變化。

　　其次，經濟社會系統的變遷還具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特色。通過創新促使新奇性、多樣性的產生，屬演化經濟學的研究范疇。上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商學院著名教授波特（MichaelE.Porter）就提到特色小鎮的問題，他在一本叫做《國家競爭力》的名著中寫到：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競爭力常常不取決于宏觀的數據，而決定于地理上不起眼的“馬賽克”。就是指由企業集群形成的特色小鎮。4.0版的特色小鎮是當前的一個新奇事物，小鎮內部新產品、新結構、新創業生態等特點的形成，完全取決于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以及城市所提供的各種各樣的公共品。此類特色小鎮的新奇性體現為三種范式：

　　一是將原來沒有特色的小鎮改造成新奇的特色小鎮；

　　二是在原有的單一功能區、空城里面植入特色小鎮，彌補其原有的不足；

　　三是將特色不足的小鎮，升級改造成為有新奇產業、新奇特色的小鎮。

　　由此可見：特色小鎮之“特色”，應有兩個維度：

　　第一個維度是特色的“廣度”，即小鎮擁有多少種新奇的特色。

　　第二個維度是特色的“深度”，即唯一性，指的是某個重要產業或者空間的特色，是否具有本地區“唯一性”,還是具有全省、全國或全球“唯一性”？如果具有“全球唯一性”的新奇——特色，那就會立于不敗之地了。深度和廣度都是重要的體現。

　　再次，強調社會經濟系統的復雜性具體特征。這些復雜性是怎么形成的呢？因為在一座小鎮中，各種各樣的異質主體之間存在著非線性作用，甚至是無序的互動，因而會產生各種“隱秩序”，從而形成“特色”，這一過程充滿“不確定性”。浙江省所有的特色小鎮都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而是涌現出來的，但是它也有一些能夠“確定”的東西，即它們必定存在“差異”、必定是“創新”、必定是“綠色”、必定是能夠“協同互補”，必定是“能體驗”。小鎮是人住的，必須體現以人為本。雖然不確定的因素很多，但這五方面卻是清晰“確定”的。

　　最后，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組織的各種復雜性是因為它是由不同的異質主體的變異性、主動的適應性和相互作用共同產生涌現形成的。在4.0版的小鎮里，產業和空間的活力源于其個體的自適應性所形成的自組織性，整個小鎮就相當于企業孵化器和“雙創平臺”。所以建設一千個特色小鎮，至少要用一千個以上企業的力量自上而下涌動來推動特色小鎮的誕生和發展。政府管理小鎮，首要的工作是要防止一哄而上；政府要激勵企業去創立小鎮，而不是取代，更不能取代企業家的功能；政府對小鎮應該是簡政放權，而不能專權繁政；政府應該是為小鎮護航，排除一些利益集團和舊體制的干擾，而不是包辦取代；政府要對小城鎮科學評估，在此基礎上再行獎勵，而不能刮風，只有政府有能力刮風、搞大躍進。當前，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一陣風、一哄而上，造成泥沙俱下，敗壞了特色小鎮的名譽。

　　根據第三代系統論——復雜適應理論，我們可以分辨出來什么樣的小鎮是好的小鎮？什么是差的小鎮？

　　第一，自組織。

　　好的特色小鎮是由下而上生成的空間和產業組織，差的特色小鎮往往是人為規劃的，政府指定的，政府花大力氣財政補貼，趕工期建設而成的。在浙江，有一個東陽橫店影視小鎮，凡是我國歷史上消失了的名苑、名園，如阿房宮、圓明園、大觀園，那里都有。是一個名叫徐文榮的當地村支部書記，把生產隊并起來，逐步形成這個小鎮。現在我國百分之六十的歷史大片電視劇都在這里產生。每年還吸收幾百萬游客來參觀，活力非常好，資產已達幾百億之巨。它就是自組織的，從下而上自組織規劃建設的典范。什么農民的利益、投資者的利益、影視劇作者的利益等，都通過“自組織”得到協同共贏的結果。

　　第二，共生性。

　　好的小鎮是具有共生性的。它能補主城的缺陷，發揮“三修”的功能。比如坐落在杭州玉皇山基金小鎮，玉皇山處在西湖風景名勝區內，這塊地周邊環境非常漂亮，但不能用于大規模建設，一是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二是地下有南宋皇宮的遺存，著名的八卦田就在這附近。南宋皇帝也要顯示自己親民，每年也要在八卦田里耕作做做樣子。改革開放后，農民在這里蓋了很多房子，形成了一個生活陶瓷品市場，因經營不善逐漸成為城市“臟、亂、差”的地段。后來把市場取締了，基本上就是一塊廢地。一些有創意的結構，考慮到浙江的民營經濟要進入資本市場，中間的跳板就是基金，引進了500個基金組織成立了基金小鎮，現已有五千億元的規模。這個新興的“基金小鎮”對城市這個地段“三修”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現在的環境比起陶瓷市場好多了，基本沒什么污染，而且形成優美協調的環境。仿古的建筑，低容積率辦公區、錯落有致的園林布局，能夠與周邊山水產生共生共存的作用。這就把城市破爛的邊緣地帶，修復成了一個非常漂亮的高級社區，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這就是個成功的案例。基金經理們心理壓力極大，他們需要尋求共識，需要一個基金小鎮經常聚在一起，即實現腦力共振，又能放松心情。

　　第三，多樣化。

　　這指的是小鎮特色的種類要多。如建筑本地特色，產業唯一性特色，投資和管理特色等，小鎮特色越多，就越能形成多樣化的空間，多樣化的產業模式，就會產生非常好的生態和經濟效益，因為創業生態鏈形成了。而差的特色小鎮是單一性的，產業模式又與城市趨同的，資源是相互沖突，類同的。比如成都邊緣的德源鎮，原先是個單純的地產開發區，空置房產很多。當地農民請能人將其轉變為一個雙創孵化器。先把市容進行改造，專門為年輕人建設創業孵化器，房子以低廉租金出租，創客的空間、風投機構、咖啡廳、茶館、醫院、學校等等配套設施都逐步引進。農民的雙創孵化器比政府做的還要強，農民們不會編制宏大的高大上的人為規劃，只是緊盯創客的實際需要來持續“補短板”，結果“自組織”式形成了創客天堂。

　　第四，強聯接。

　　任何網絡的（能量）價值都是由節點質量、數量及其相互間的連接強度成正比。特色小鎮等于是一個好的城鎮或產業網絡節點，要和外界強聯接，多種強聯接會使它產生某種“反磁力”。，某個小鎮某一個方面如果有強大的反磁力效應，這種效應是好的特色小鎮吸引外部資源加盟的必要途徑，否則就會因資源流失生存都很困難。差的特色小鎮，只有“弱磁力效應”，甚至沒有“磁力”，這是因為缺乏與主城的強聯接，或者是很糟糕的單一功能。像北京附近的“睡城”（sleepingtown），雖然當地政府和農民從土地拍賣上賺了不少錢，但在產業方面與主城沒有任何“反磁力”，那就會缺乏可持續發展能力。一個成功的案例是成都附近的安仁鎮，面積不大，卻聚集著35座博物館和27座老公館，而且把當地的民間的染布、木藝、刺繡、釀酒等各種各樣手工藝生產者聚集在一起，成為四川最大的文創基地。我國是制造業大國，要從中國制造向中國設計、中國智造轉變。智能化設計與智造發展，這是一個偉大的新長征。讓人的智力轉變為設計成果，這時候要大量的模板進行學習，向西方學習。杭州的中國美院建筑學院，產生了王澍這樣的大師。當時是花了幾千萬元錢把德國的包豪斯幾千個工藝品模型，花錢買過來供學生們模仿學習，工業化要從制造為主向設計階段轉型就要建立學習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