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座城市，不論它的規模有多小，其實都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窮人的城市，另一部分則是富人的城市。

　　——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

　　城市化、尤其是超級大城市化是徹底解決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轉型、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大規模成建制解決貧困人口、增加城市與國家競爭力等問題的總開關總鑰匙，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多年來我們一直存在著理論嚴重滯后甚至悖逆于實踐發展的現實困境，導致依據理論做出的城市化戰略決策，每每與城市發展規律、與千百萬人的自由遷徙愿望背道而馳。從而使得當下中國，最大的社會矛盾成為：人們強烈邁進大城市的需求和超級大城市嚴厲控制人口政策之間的矛盾。我們真正要反思的，是為什么要不自量力地一而再再而三大戰風車，和城市化規律作對？

　　我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我們長期以來，在與城市化息息相關的兩大戰略方向性問題——落腳城市（貧民窟）與人口承載力問題上，出現了嚴重的誤判所致。

　　上半部分：對落腳城市（貧民窟）的傲慢與偏見

　　對落腳城市（貧民窟）的誤判有三：一種認為它是城市不光彩的一面；一種認為它是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障礙；一種認為它是犯罪甚至社會動蕩的淵藪。

落腳城市（貧民窟）是城市的良心與必然生態。落腳城市（貧民窟）當然談不上光鮮，但更談不上不光彩。城市是個生態系統，從月收入百萬到月收入幾百上千，一溜下來誰也不缺，甚至誰也缺不了誰。就像海洋的生態鏈一樣，大海越深，分層也越多。城市越大、越包容越厚德，貧民越多。不是城市使一部分人淪為貧民，是城市的機會與包容吸引了源源不斷的貧民進入，在城市尋找希望與夢想。
　　落腳城市（貧民窟）是城市的良心與必然生態。落腳城市（貧民窟）當然談不上光鮮，但更談不上不光彩。城市是個生態系統，從月收入百萬到月收入幾百上千，一溜下來誰也不缺，甚至誰也缺不了誰。就像海洋的生態鏈一樣，大海越深，分層也越多。城市越大、越包容越厚德，貧民越多。不是城市使一部分人淪為貧民，是城市的機會與包容吸引了源源不斷的貧民進入，在城市尋找希望與夢想。

　　我一直強調，人生最大的不平等是出生地的不平等。一個生在甘肅窮鄉僻壤的人，守著一大片廣袤的土地只能世代貧窮；一個生在北京二環的人，祖上只要給他10平米今天就是一筆甘肅窮鄉僻壤的人幾輩子不能奢望的大財富。

　　所以，一部人類史，就是一代一代人背井離鄉的人口遷徙史，是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歷史。而人口遷徙總會先在某個城市的某個角落“落腳”(arrival)，這個“落腳”的地方，只是一代一代貧民的起點，不是終點。因為這是貧民的起點，當然不可能很光鮮亮麗，但對它的包容，卻是城市的驕傲和胸懷所在。

　　哈佛大學教授愛德華 格萊斯所著《城市的勝利——我們最偉大的發明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一開篇在引言中就提出幾個問題：

　　“為什么這個世界上最為富裕的人口往往會與最為貧窮的人口比鄰而居？為什么如此之多的精英人士會制定出如此之多的非常愚蠢的城市政策？

　　“從里約熱內盧到鹿特丹，城市中存在的貧困現象事實上體現了城市的優勢，而非劣勢。超大城市的規模并非過于龐大，限制它們的發展將會導致更多的困難而非好處。城市的發展是減輕農村貧困的一個重要途徑。

　　“城市里充滿了貧困人口，但并非是城市讓人們變得更加貧困，而是城市利用將會提高他們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來了貧困人口。大量的城市貧困人口的確構成了我們所必須面對的挑戰，但是，希望城市能夠接納數以百萬計的農村貧困人口遠遠要比希望那些潛在的移民在農業孤島上壽終正寢好得多。

　　“城市貧困的重大悖論是，如果某個城市通過完善公立學校或公共交通的方式改善了現有貧困人口的生活狀況，那它將會吸引來更多的貧困人口。

　　“一座大型的城市就是一個多樣化的雇主組合。如果城市中的某一個雇主破產了，將會有另外一個（或兩個，或10 個）雇主取代他的位置。由兩位經濟學家完成的一項經典研究表明，在20 世紀70 年代和80 年代經濟低迷的時期，缺少多樣化雇主的地方的失業率要比其他地方高出3%左右。（所以大城市比小城市更有吸引力。）城市中豐富多彩的工作崗位也有利于人們發現自己適合干什么與不適合干什么。如果托馬斯·愛迪生或亨利·福特不得不終生務農的話，這個世界將會遭受多大的損失呢？

　　“幫助貧困人口是一種簡單的公平，幫助貧困地區則很難找到合適的理由。政府為什么應該有效地收買老百姓(603883,股吧)以便讓他們居住在不斷衰退的城市里呢？為什么只是為了讓老百姓居住在比較古老的地方就要為不斷發展的地區設置障礙呢？不論人們選擇在哪里生活，國家的政策應該致力于為他們提供參與競爭所需要的能力，而非鼓勵他們留守在某個具體的地方。”

　　我的好朋友、本應成為國內最優秀的城市化和房地產專家之一、卻成為情感和人生方向專家的連岳，在《從低端到高端的人生》一文中寫道：

　　“人的一生，就是從低端奮斗到高端的過程。

　　“全世界的貧民窟，都面臨來自兩方面的傷害：一是權力，貧民窟伴隨著更高的犯罪率，更低的安全性，視覺上的混亂和不潔，主政者一般視為恥辱，徹底清除，眼不見為凈，就成了第一選擇。還有缺乏市場常識的知識分子及媒體的廉價同情，你可以不停看到對貧民窟的煽情報道，從香港的棺材房及籠屋，到內地城市逐漸出現的極小戶型，都被這些人視為‘不人道’、‘恥辱’，加以抨擊，由于影像作品視覺上的沖擊力，及人們的感情用事，貧民窟也被大眾視為不可接受，這恰恰是權力大力掃蕩貧民窟的民意基礎。

　　“兩者合流，人們就更難起步了，也被更牢固地鎖死在底層，他們以后的人生，機會更少。

　　“沒有學會接受并欣賞貧民窟的城市，是不合格的城市。沒有學會接受并欣賞貧民窟居民的人，經濟學不及格。”

　　落腳城市（貧民窟）不是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障礙。單獨放在城市的視野看，貧民窟密集擁擠的居住環境，安全隱患是比較多。但似乎并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它的安全事故率比其它中產或所謂高端社區高出許多。不能因為貧民窟偶爾出現一些安全事故，就把所有的貧民窟都鏟除了事。這就好比不能因為汽車事故死亡率年年居安全生產事故之首，我們就停駛所有汽車一樣。央視大火燒了幾乎整座在建的大樓，靜安大火燒了一棟在居的中產樓，是不是要把這兩棟樓拆掉并把旁邊的樓都給拆了？汶川大地震，傷亡那么多人，如果沒有建筑，傷亡率至少降低80%，那是不是我們人類就不要建筑了呢？

　　更重要的是，貧民窟是否安全，往往取決于我們的態度。我們越是保護貧民窟的財產權，適當地、逐步地加強衛生、消防、治安方面的保護，提供合適的教育機會，就越是有恒產者有恒心，貧民窟的安全狀況就越能得到逐步的改善。反之亦然。

　　歷史上的貧民窟，往往成為城市瘟疫的發源地，引發大規模人類死亡事件，人們視若洪水猛獸，這是情有可原的，因為缺乏潔凈的水源，醫療衛生條件又差。但是現在這一切，都已經得到了極大的改觀。

　　落腳城市（貧民窟）也不必然成為犯罪甚至社會動蕩的淵藪。

　　人們害怕和擔心貧民窟，還有一個似乎心照不宣卻又一直不端上臺面的理由，就是認為貧民窟往往成為犯罪甚至社會動蕩和政局不穩定的淵藪。但大部分也只是想像。貧民窟與城市更多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互補關系，矛盾的尖銳沖突往往是出在城市大規模排擠和拆除貧民窟的時候。即使像香港九龍城寨那樣各地政府都三不管的地帶，黑社會也只是在這四五萬人、0.0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自劃分和爭奪勢力范圍，并沒有危及城寨之外的香港城市，甚至，在城寨之內，依舊堪稱秩序井然。有指九龍寨城在拆毀之前有50,000多名居民；以寨城面積0.026平方公里推算，城寨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90萬人，是全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但它在漫長的歲月里，也并沒有比中產社區更高比率的安全事故。

　　1995年11月，北京發生了大紅門浙江村事件。當年，中國青年報以“內參”形式，將大紅門的“浙江村”一些消極的情況反映到中央高層領導，“內參”還把“浙江村”擴大為是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具有黑社會勢力性質的“獨立于北京之外”的群體，“黃賭毒俱全，惡勢力橫行”，更為嚴重地還稱，民間“藏有一個團的武器”。中央高層領導看到：在離天安門直線距離只有幾公里的大紅門民間“藏有一個團的武器”，這還得了？！時任總理的李鵬同志于是批示：“要加強治理整頓。”于是，北京警方組織了數千警力（包括武警）果斷地、毫不留情地摧毀了“浙江村”的48個大院，使十幾萬經營戶和打工人員在雨雪寒冬中流離街頭，只好向北京周邊的河北和天津一些縣（市）轉移。但48個大院被全面搜查摧毀過程中，北京警方沒有搜查到一件與黑社會勢力有關的證據、也沒抓到一個可與黑社會勢力性質相聯系的人員有關。

　　后來，在這里創業、經商的大量浙江人還是陸續地遷了回來，重振了該區域的繁榮。

　　中國老百姓向來有“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的傳統，追求一個安定的、有奔頭的生活比什么都重要。貧民窟是降低低農村貧民進入城市成本的重要甚至唯一跳板，是低收入階層晉升中產階層的搖籃——盡管一代人就成功晉升的比例總是有限，但即使沒有實現一代人之內的階層晉升，大部分自覺自愿留在城市貧民窟的人們，處境也總是比他們困在鄉下好。也因此，他們并不是憤世嫉俗急于改變社會秩序的一群人，而更多的是小心翼翼在城市夾縫中討生活找希望的一群人。

　　不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看，真正急于一夜變天式改變社會的激進分子，恰恰是那些不上不下的小知識分子、小官吏、小商人群體。但更多也只限于“網上起議”而越來越不具備“現實起義”的條件了。現代社會，網絡透明化給了社會更多的監督，使社會變得更健康合理。同時它也沒有改變信息不對稱的基本結構，主要信息仍然掌握在政府和大機構手里。即使在公民持槍合法化的國家和地區，熱兵器時代官民之間武器裝備也變得越來越懸殊。中央銀行印鈔權的掌控以及現代金融制度給政府發行債券機會，可以極大地緩解財政危機，等等，都使權力的交替越來越局限于權力集團內部進行。

　　網傳當年北漂睡地下室或群租房的低收入人群有：郭德綱、范冰冰、朱雨辰、彭宇、郎朗、郭曉冬、王學兵、李亞鵬、康洪雷、宋祖英、謝娜、鄧婕、張國立、朱軍、王寶強、孫楠、王小丫、周訊、許巍、洋盤土豆等等，還有許多著名作家，畫家，段子手，都曾是地下室或群租房里的低收入人群。往前推三代，住窯洞的低收入人口更多。

　　城市貧民窟的生活當然不是令人羨慕的，但至少是需要呵護和值得尊重的。一座包容、厚德、有活力的城市，應該有足夠的耐心和愛心，讓貧民窟一點一點地好起來，而不是隨意排斥和粗暴拆除了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特蕾莎修女說：“饑餓并不單指食物，而是指對愛的渴求；赤身并不單指沒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嚴受到剝奪；無家可歸并不單指需要一個棲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棄。除了貧窮和饑餓，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孤獨和冷漠。孤獨也是一種饑餓，是期待溫暖愛心的饑餓。”

　　下半部分：對城市人口承載力的誤判

　　2017年9月27日，中央和國務院批復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新方案規定“到2020年，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2020年以后長期穩定在這一水平；城鄉建設用地規模減少到2860平方公里左右，2035年減少到2760平方公里左右。”

　　但人口控制目標并不是今天才提出。如果翻看北京歷年的數據，會發現北京人口規模預測的歷史是“測不準”的歷史，北京的人口規劃已經走入了一個“屢設屢破”的循環。

　　1983年出臺的《北京市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提出，要把北京市到2000年的人口規模控制在1000萬人左右。”僅僅3年后，1986年北京市總人口已達1000萬。《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方案(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萬左右，事實是，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達1382萬人；《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總人口規模要控制在1800萬。但北京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為2170.5萬人。

　　但根據各種數據比如QQ大數據、電表、手機等的多方印證式評估，目前北京市居住人口遠超2170萬的常住人口，在3000萬以上，估計在3500萬到4000萬之間。深圳、上海、廣州三大都市的人口數量，估計至少也比官方公布的數據多出80%上下。

　　那么問題來了：既然人口控制目標“屢設屢破”甚至是被翻倍式突破，那么，城市人口承載力的研究是科學的嗎？如果是科學的，為什么北京人口屢屢迅速突破控制目標，城市卻不是在崩潰而是越來越好？如果是不科學的，為什么要屢敗屢戰執行這個拍腦袋想當然的不科學決策？

　　2011年3月，首都經濟貿易大學肖周燕、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劉文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蘇楊聯合在《紅旗文稿》（期號：2011/06）發表了一篇文章《從北京的人口數量變化看人口承載力》，文章寫道：

　　“人口激增并沒有使北京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停滯以及‘生態災難’，北京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已經大大高于提出人口控制目標和最大人口容量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人居環境明顯改善。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著的《2010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2010年）中，在生活環境競爭力方面，北京以絕對優勢超過上海和香港，排名第一。當然，我們不否認，如果只比較資源環境方面的因素，北京的宜居水平橫向來看有待提高，但應當沒人能否認北京的宜居水平縱向來看是有顯著提高的。

　　“根據人口承載力的研究所設定的人口規劃目標‘屢設屢破’，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對人口承載力的影響因素出現了誤判。既往人口控制目標正是考慮水資源這一短板而設定的（2020年北京可供水資源為54.2億立方米，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確定的人均水資源量300立方米/年是現代小康社會生活和生產的基本標準，按此標準，確定了北京人口承載力為1800萬人左右）。但自然地理、資源環境、經濟就業等因素在城市人口承載中并非等量齊觀，以就業為主的經濟因素才是人口承載力的直接影響因素，是決定性因素。

　　“真正直接決定人口承載力的，是區域的經濟因素（包括經濟規模、產業結構及相關就業容量等），尤其是經濟規模和就業結構所決定的經濟發展和就業狀況。經濟規模越大，需要的勞動力越多，則人口承載力就越大。除經濟規模以外，產業結構的影響也不小。不同的產業結構，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天壤之別。雖然第一產業表面能吸納大量勞動力，但實際上有效吸納能力有限；第二、三產業是吸納勞動力的主要產業，且當第二產業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必然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只要經濟發展及就業狀況支持，沙漠中也可以發展出百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就是如此。以色列大力發展節水農業，也從另一個角度突破了水資源的限制。這從某種意義上表明，只要經濟系統發展，資源環境對人口承載力的限制作用是可以化解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城市如果試圖以行政手段阻止人口的增長，或把人口控制在某一預期的數量以下，都是很困難的。”

　　北京市控人目標的主要公開理由是水資源制約。但水資源其實是一個動態體系。不說南水北調工程，就是北京自身，建國初期北京煩惱的是水災泛濫，后來把大量河流拉直，并把河底和兩岸硬化，導致大水一來，一瀉千里，根本留不住水，也減少了地下水資源的補給；大量水庫建設也增加了水資源的蒸發。這些都是可以改變的。

　　2013年北京市總用水量35.3億立方米，僅比2012年增長1.4%。其中，生活用水14.5億立方米；工業用水5.6億立方米；農業用水12億立方米。也就是說14.5億立方米的生活用水就養活了當時北京市2100萬人口，平均每天約190升/人，與2015年中國城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74.46升相當。考慮到2013年北京市居住人口遠不止2100萬，實際人均用水量約為120升/天就綽綽有余了。

　　2015年，北京第一產業產值只占北京GDP總產值的0.61%，第三產業占了79.7%。2016年，全國第三產業總產值已經占比51.6%，全面邁進了服務業時代的關口。這個時候，減少北京農業和工業用水的占比，不僅會大量吸引就業人口，而且農業用水可以大規模減少，農業用地一部分可以變成森林用地，涵養水源。這樣，北京的可利用水資源和就業、生活人口都還會翻倍增加，生態狀況也會得到更好的改善。

　　恕我直言，城市承載力是農業時代土地承載力的直接翻版，是在用農業思維思考服務業時代的大城市化，是一個歷史性的笑話。服務業時代，資源不再是發展的約束，人口不再是發展的負擔。而是反過來，資源成為發展的詛咒（資源的詛咒），人口成為發展的第一財富。

　　今天北上廣深四大都市，實際人口數量都比官方公布的數據高出80%左右。如果把趕人的人力物力財力拿來建設城市、擁抱外來人口，我們的城市會好多少？我們的人民幸福生活指數要提高多少？我們的國家競爭力要提高多少？

　　是時候糾正長期掣肘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兩大觀念誤區了，中國的城市化戰略必須來個180度大轉彎——改變以往“區域均衡發展”和大力發展中小城鎮的思路，回到正確的高密度集約式超級大城市化的方向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