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每逢春節，農村就頻出“新聞”。個中緣由是，返鄉時大家才更加深切地體會到城鄉差異。

　　我國現有的以市管縣體制為標志的城鄉二元化結構導致巨大的城鄉差異，城市超前發展，郊區嚴重滯后，縣域經濟的發展空間窒礙難行，以致被揶揄為“歐美的城市、非洲的農村”。

　　可以說，當前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就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發展不協調的短板，亟待補齊。十九大報告提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就是因應之策。

　　城市化是現代化的必經階段。20 世紀世界城市發展進程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現象，是從傳統城市化向新城市化過渡。傳統城市化大致相當于城市發展的初期和中期，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經濟活動由農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規模由小到大，逐級遞進；城市的空間布局以單核或單中心為主；城市周邊地區發展遲緩，郊區完全處于依附地位，且往往是城市兼并、擴充轄區的預留空間。這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城市發展階段，因此可稱之為傳統城市化，也是城市發展的必經階段。

　　新城市化是與傳統城市化相對而言的。在新城市化時期，人口流動從向城市集中改為向郊區擴散；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輻射效應依然存在，但在區域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有所下降，在制造業、零售業等方面的優勢讓位于郊區；城市空間發展的方式也不再僅僅是擴大城市轄區，而是城市和周邊地區聯動發展，形成分散化、多中心的城市化區域（一般稱大都市區）。區域經濟由此得到重組和優化，大都市區取代城市，成為城市化空間結構的主要形式。這個走向標志著世界范圍內城市發展重心的轉變，從單純的人口轉移型向結構轉換型過渡，從城市的集中型發展轉向相對分散的城鄉一體化統籌發展，可視為城市化的高級發展階段。

　　在這個新階段，城市與農村的界定越來越模糊，“城”、“鄉”這兩個傳統的地域概念已不能準確概括新的人口分布趨向了。鑒于傳統的城市概念無法解釋這種新的城市化現象，很難有區別地反映城市發展的實際，很多國家相繼出臺新的概念。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日本等國出臺“大都市區”、“大都市郡”、“城市化區域”、“城市區域”、“都市化地區”、“統計大區”、“人口統計大都市區”和“都市圈”等新概念。我國臺灣地區也于2007年起正式采用“都會區”概念，以促成市與縣的合并。

　　各國家和地區對大都市區的定義盡管有所不同，但對大都市區空間結構的認識是統一的，都包括核心區和邊緣區兩部分，或稱中心城市和郊區縣域，而且都是以城市的實際影響范圍即功能區域為依據，不受行政區劃的限制，差別主要反映在指標范圍的選取上。在人們的實際生活中，城市，抑或大都市區，已經不僅僅是概念問題，而成為某種思維定勢。

　　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城市發展的一個必然走勢。在城市化初期和中期階段，制造業、服務業與居住等功能在城市中心及其附近高度集中，同類企業的集中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和城市經濟整體水平的提升，由此產生巨大的聚集經濟效益。

　　但城市發展空間和容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城市人口及資源的大規模集聚，負面問題集中出現。其一，城市土地價格上漲，服務費用提高，外在成本增加，進而影響到企業的利潤，抵消了聚集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其二，城市地域的擴張，必然使交通線延長，交通總量增加，城市生活成本增長，質量下降。其三，城市居民成分日趨復雜，社會矛盾疊加，需要更高層次、范圍更廣的城市服務和社會福利，這既加重了納稅人的負擔，提高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和居民的居住成本，也增加了企業的間接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城市住房緊缺、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社會沖突等“城市病”凸顯，這無形中增加了城市發展的額外成本，城市的規模成本逐漸大于規模效益，有限的城市空間出現飽和現象。相形之下，郊區開闊的空間和宜居環境、便利的交通條件，構成明顯的比較優勢，房地產開發商自然將注意力轉向郊區。而各國政府的鼓勵私有住房政策和基礎設施建設都便利了郊區的擴展。至于交通工具的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增加了這一變化的速度。故此，城市和郊區之間“推力”和“拉力”此消彼長，其結果是經濟活動和人口向外遷移，城市出現結構性變化。

　　這個結構性變化的臨界點是城市人口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即傳統城市化完成時期。我國城市化在經歷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長后，到2011年底，城鎮人口達69,079萬，占總人口的比例為51.27%。這個數字標示著，我國城市化已抵達新的發展階段的臨界點，城市化轉型已成非常緊迫的戰略抉擇。

　　目前，高度集中的傳統城市發展模式已面臨尖銳挑戰，城市病高發。但我們仍倚重城市的集中效益，資源和資本高度集中，一味求大求快，我國城市化近30年來的發展速度已遠超過其他國家城市快速增長期的速度。同時，大城市過多，中小城市偏少。全國660個城市，有119個百萬人口大城市（市轄區人口，不包括市轄縣），其中36個人口更在200萬以上，而擁有2萬多城市的美國僅有9個百萬人口大城市。

　　我國大城市人口密度也遠遠超過世界大城市平均水平，個別城市已接近人口密度的極限。而絕大多數城市仍在沿襲傳統城市化的老路，不斷擴大城市轄區，改縣為區，大搞土地城市化。至于城市之間的聯動程度還很低，依然處于單中心發展階段，北京就是最極端的例子。如果論及城市化與農村的關系，問題更嚴重。

　　但是，我國學術界仍沿襲傳統城市化理論解讀城市化的新變化。

　　傳統城市化理論的缺陷在于：其一，過于強調人口的集中和城市規模的擴大，機械地看待城市和郊區，也未深入到城市與區域關系的層次；其二，忽略了城市空間結構的變化，即使偶有論及，也是關注城市轄區的擴大，而沒有看到它與郊區的內在聯系，郊區成了被遺忘的“另類”。

　　這個理論，主要適用于闡釋從城市發展的初期到中期即城市化由發生發展到初步完成階段的基本規律和問題，對于城市發展高級階段的很多問題無法解讀。我國已有的國外城市化研究成果多孤立地探討城市或郊區，甚至簡單地把新城市化現象歸結為郊區化，有的仍把出發點放在城市，高調主張同城化。實際上還是沒有理解新城市化時期城鄉統籌發展的本質，只是放大版的城市，即“城市+城市”，而不是城鄉一體化的“城市+郊區”。最近熱議的城市群，也有類似的問題。

　　總之，無論是從城市化轉型的客觀實際還是從學術界理論認識來看，都有理由說，傳統城市化模式亟待調整；盡早擺脫傳統城市化的藩籬、構建新型城市化的理論也成為日益緊迫的任務。

　　（作者王旭系廈門大學歷史學“閩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