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太格:城市規劃的心靈美、內在美和外在美
著名城市規劃大師路易斯·芒福德曾說過,“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歷史的記錄者。”城市規劃的繁榮興衰,記錄著社會的發展足跡,且和經濟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劉太格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是新加坡“花園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實踐者,同時也是新加坡城市規劃和公共住宅建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69年至1992年,他歷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總建筑師、局長,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局長及總規劃師等職,期間,領導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1992年版新加坡概念性總體規劃方案的修訂。2008年至今,他被任命為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咨詢委員會首任主席。劉太格還曾榮獲多項重要大獎,包括新加坡建筑師協會金牌獎、法國巴黎城市獎、新加坡總統頒發的特殊功績勛章、新加坡設計金禧獎及新加坡規劃師學會的卓越終身成就獎等。
在中國,劉太格先后受聘為北京及山東、廣東等地30多座主要城市的規劃顧問。2002年,他應邀擔任北京2008年奧林匹克公園規劃設計方案評審委員會主席。除此之外,他還承接完成了眾多城市規劃、城市設計以及建筑設計項目,作品遍及亞洲、中東等地,是全球城市規劃界的泰斗。
他非常擅長將抽象的問題具體化、將枯燥的理論形象化。日前,《中國經濟報告》就城市規劃的有關問題采訪了這位已經80歲高齡的規劃大師。
從雜草叢生到花園城市
中國經濟報告:新加坡在獨立前其實環境并不好,雜草叢生、沼澤地多、居住環境惡劣。但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早已成為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短短幾十年就實現了質的變化,這其中有什么秘訣嗎?
劉太格:新加坡的“變綠”得益于自上而下的長遠和全局規劃。1965年建國后,新加坡政府就確立了建設“花園城市”的規劃目標。在人口密度大,土地資源十分緊缺的情況下,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綠地的指標,并要求見縫插“綠”,大力發展城市空間立體綠化,不斷提高城市的綠化覆蓋率。綠化用地和城市用水、軌道交通等系統一樣被納入了新加坡的全局規劃之中,這極大地保證了新加坡綠化實施的可行性。
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新加坡政府始終堅持著“綠化新加坡”的目標,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定了不同的具體規劃并嚴格實施。對區域性公園、綠化帶、街心鄰里公園,停車場、高速路、人行道、高架橋、樓房立面等的綠化位置、面積、標準、責任人等都逐步有了明確規定,如20世紀60年代制定了每個鎮區中心建設一個10公頃公園的規劃,80年代制定了將5%的土地設為自然保護區的規劃等。
新加坡國土面積比較小,綠化做得多,就會顯得很豐富。每一條道路的兩旁,都有一套“標準化”的樹木種植方案,除非是保留的歷史傳統建筑會有一些例外。新加坡雖然被譽為“花園城市”,但其實更多的是草和樹。花的種植成本和維護成本相對較大,所以規劃時往往只在一些視覺焦點位置上放置一些花。
中國經濟報告:新加坡也被譽為“衛星城市”,這是為什么呢?
劉太格:新加坡的標準是人口規模達到100萬-150萬人口就拆分為一個組團,保持一個中等規模。每個150萬人口的片區,底下還會有若干個衛星鎮,中個子和小個子加在一起,就是一個大家族,也就形成了“衛星城市”。
我建議在進行城市規劃的時候,關注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我經常提的城市家族理念,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在整體城市建設過程中,沒有將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于一兩個點,或隨處分散,而是應該按照功能的級別,進行規劃和設置,將功能分級,服務于不同的區域。比如,有些功能是服務于整個城市的,有的是服務于片區的,有的是服務于衛星鎮的。將這些功能進行分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規劃方法。
中國經濟報告:這樣拆分的規劃,又有哪些好處呢?
劉太格:我們做規劃是為誰服務的?是為了居住在里面的居民。他們生活所需要的東西都要有,包括公園、學校、商場,等等。新加坡有很多個城中衛星鎮,規模在20萬到30萬人口之間。其功能高度齊全,不僅滿足住戶的日常生活需求,還能提供很多就業崗位。在自成一體的同時,很多居民可以在衛星鎮內得到從工作到生活的所有需求,生活、工作能夠近距離完成,節省了路途奔波的時間,還能減少能源消耗。每個組團功能高度齊全,就能增強人的宜居性。可以說,這完全是一舉多得的方案。
中國經濟報告:城市規劃不能試錯,因為它一旦落地就不能輕易推倒重來。你如何保證你做的規劃是科學合理的,并且一定能夠成功呢?
劉太格:首先,我們的總規劃非常嚴謹。那時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規劃師、建筑師,同時也是開發商,因為我們不僅要規劃好住宅,也要規劃好相關配套的商業、工業、學校,還有體育場館。我們按規劃條件選好土地之后,再讓政府相關部門建設。不管是規劃還是建筑設計,公共住宅的每一戶、每一寸土地的利用都要有充分的科學依據。然后,再做施工監理、物業管理。而物業管理可以收集很多居民的抱怨。建屋局曾經有15000人同時運轉,而我有一個小團隊,里面有工程師、建筑師、社會學家。基本上,這些專家每個月都會對過去做錯的地方進行分析,比如規劃方面的缺陷、建筑布局的權限、還有哪些沒有想到的好想法。之后,我們會將這些寶貴經驗應用到下一輪的規劃和建筑設計中。
其次,我們的執行很嚴。新加坡的規劃方案是受法律嚴格保護的,不能隨意更改,執行也會嚴格按照規劃方案來。那時候,我對方案的合理性很有把握,所以比較敢嚴格執行。
再次,我們還會不斷征求開發商和其他政府部門的意見,合理的我們就會修改。這個修改不是針對某個開發商或個體的需要,而是針對所有相關方的修改。
如何治愈“大城市病”
中國經濟報告:你多次強調一座城市要想發展好,就必須要有好的規劃,為什么?
劉太格:以我在新加坡的經驗,經濟發展順暢跟好的城市規劃是有密切關系的。因為有好的環境,功能配套也會做得好,那我們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者和人才。一個好的城市,要贏得市民的認可。一個好的規劃,要給各個階層提供多樣的選擇。
我經常問來新加坡的外國人,為什么會選擇來到小小的新加坡,他們都會提到新加坡所有功能運作都很完善。如果沒有合理的城市規劃,就會導致“大城市病”的泛濫。例如,如果一個城市商業功能過度集中,卻沒有同時安排匹配的居住功能和生活配套功能,那么這個規劃就會導致“鐘擺式”交通,帶來嚴重的交通擁堵。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現在很多城市都有“大城市病”,在你看來,“大城市病”好治愈嗎?
劉太格: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張白紙,特大城市治理起來當然是有難度的。在城市發展規劃上,我更認為應該把握當下,而不是一味強調創新和面向未來。人們總說“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規劃師這個“老中醫”要知道的不是未來這個病人怎么樣,而是今天這個病人為什么生病,有什么切實可行的治療方法,怎樣讓病人痊愈。治療城市病一定要治根,規劃師是一個醫生,不是美容師,哪里有問題就粉飾哪里,城市的健康要從內而外,治療起來要標本兼治。所以,一個規劃師要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
在我看來,規劃師要了解居民在城市生活中的基本需要,脈絡摸得越清楚,越是遵循城市發展的規律,就越能創新。如果沉下心去研究,每個城市都會被醫好,規劃得當,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決,沒有什么難治的。越早治療,痛苦越少,成本越低。等得越久,痛苦越大,藥費越高。新加坡以前有病,治療得早,25年后基本治好了。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這次設立雄安新區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緩解北京的“大城市病”。你如何看雄安新區的規劃呢?
劉太格:雄安新區一方面要協助北京解決城市問題,另一方面也要從交通系統、生態環境、宜居等角度進行規劃和建設。在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的時候,首先要把城市的基本功能進行合理配置。
城市和人是一樣的,需要關注內在美和外在美。在進行城市景觀和城市美化設計之前,首先要將城市的基本功能按合理的布局安排好,比如土地功能、交通、綠化等。如果布局安排得當,就意味著城市已經擁有內在美,是一個健康的城市。在此基礎之上可以進行相應的城市景觀和城市設計,比如園林設計、建筑設計等外在美的設計。雄安新區的規劃與建設不僅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要對人口和居住方面進行通盤考慮。在進行城市規劃和建設過程中,應該在妥善配置城市基本功能的基礎上,在客觀的規劃過程中,摸索雄安新區未來的形象。
中國經濟報告:新加坡的規劃模式是成功的,那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借鑒相關樣本嗎?
劉太格:新加坡的確可以算是一個典型案例,我也非常希望可以向中國分享有關規劃和建設的經驗。但我還是覺得雄安新區不需要模仿其他城市,當然,借鑒其他城市已有的、成熟的經驗和原則是可以的。畢竟,中國和新加坡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些方面是不一樣的。應嚴格遵守城市發展原則,按部就班地完善相關規劃。操之過急,沒有將城市問題進行預判,草率編制方案,就不利于城市的持續發展,會造成交通擁堵、功能配置不合理、城市宜居度下降。
中國經濟報告:在人口和居住方面,該如何進行通盤考慮才是科學合理的?
劉太格:我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城市人口數量是沒有任何政府或個人能夠控制的。中國有戶籍制度,但該制度不能抑制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增長,主要原因在于北上廣深等特大型城市的經濟發展非常迅速,就業機會較多,需要人口支撐就業。因此我建議,北京、天津、雄安新區應進行長達50年的規劃,預測到2070年左右的人口數量。在此基礎上,這三個城市就可以依據預測的人口數量以及應該承擔的城市功能,進行科學規劃。
由于中國經濟發展迅猛,人口逐漸增多,如果中國沒有完善的城市規劃,城市就會演化出“攤大餅”的問題。所謂“攤大餅”,指的是一種分散、沒有秩序的城市布局。因為城市規劃相對分散,每個人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去購物、上班、上學等,每個人花在路上的時間多了,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就少了。同時,因為城市交通堵塞,城市環境和大氣污染問題就會比較嚴重。
城鎮化請留下鄉愁
中國經濟報告:你前面提到了“城市家族理念”,這是個什么理念?能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劉太格:城市家族理念,以北京為例。北京好似一個家庭的曾祖父母,一般來講,曾祖父母下面有祖父母、父母、孫子、曾孫。但是北京的情況是,曾祖父母下面只有曾孫,這是不完整的。理想的情況是,最好把北京分為五到六個三百萬到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就好似在曾祖父母家庭下面的祖父母;在這三五百萬人口的城市下面再分幾個百萬人口的片區,這就是祖父母下面的父母;片區下面再分成衛星鎮,就像父母下面的孫子;衛星鎮下面再分小區作為曾孫。
新加坡是小地方,我們沒有曾祖父母,只有祖父母。祖父母下面分為五個父母,就是五個片區,這些片區人口加到一起一共有五百萬到六百萬人口,每個片區一百萬人口左右,片區下面再有衛星鎮、小區等。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將高度集中在中央商務區的功能配套及就業崗位分散到片區、衛星鎮、小區等。之后,人流和車流便可隨之分散到各地。這也是治理“大城市病”的一個思路。
這個理念也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例如,我很少在西方國家提“城市家庭理念”。因為西方國家的特大城市并不是很多,這種特大城市主要還是聚集在亞洲地區。如果非要說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念,我想,也許是在做規劃時,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
中國經濟報告:用“以人為本”的理念看一個城市的規劃,最重要的是什么?
劉太格:是熟悉靈魂。每個城市中的歷史街區和古建筑都是一個城市的記憶、靈魂,如果把它們毀掉,那整個城市將既沒有靈魂,也沒有記憶,對市民來說,會很惋惜和失望。城市規劃不是“千人一面”,一個好的城市規劃是讓每座城市都保有屬于自己的面貌和故事,讓市民感受到這座城市的靈魂,最終實現真正的安居樂業。
中國經濟報告:那城市該如何在變遷、發展的過程中,保持好本身的特色呢?
劉太格:每一個城市都應該像對待北京“紫禁城”一樣保護自己的老建筑、老街區,就像現在沒有人會去拆掉故宮。新加坡就是用這種態度來對待老房子和古建筑。歷史是一個城市最為重要的先天資源之一,所以,對自然特色和文化古跡,必須用最大決心保留下來,這種保留絕對是有價值的。
中國經濟報告: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說,“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深刻影響21世紀人類發展的兩大主題。”你認為,高科技的應用對規劃的幫助作用大嗎?
劉太格:好的規劃就一定要用高科技嗎?我對此表示懷疑。運用科技手段對于規劃本身來說,應該是起錦上添花的作用,但科技手段并不是一個好規劃的根本。我的規劃理念是從人的基本需求出發,融合文化、歷史、地理等基本因素,扎扎實實去做好規劃。我問過很多人,兩條快速路之間的最佳距離是多少?很多人答不出來,這就需要對城市情況、車流以及周邊設施等基本要素進行研究,并結合大量實踐經驗才能得出。
做好規劃并不神秘
中國經濟報告:怎樣才能做出一個好的城市規劃?
劉太格: 首先,要做到規劃的“心靈美”,規劃師要用人文學者的心去尋找合理的城市規劃價值觀。尤其要注意在規劃中不要亂建地標性建筑。過去很多地方一談到規劃,首先就想到建標志性建筑,這不是規劃,對城市發展沒有好處。城市規劃就如同一部交響樂,“獨唱”太多就會很混亂,所以,城市中的背景建筑最好是統一、連貫的。像巴黎那樣在大的框架下,根據時代變化來不斷在細節上調整,在持續上百年后,已經成為現代都市規劃的典范。
其次,要做到規劃的“內在美”,這就需要規劃師用科學家的頭腦去思考廣袤完美的生活應該是怎樣的。編制規劃的時候要用非常科學嚴謹的態度去對待。規劃的對象是一部巨大的“生活機器”,里面零件的大小、數量以及如何安裝等都要弄得清清楚楚。規劃是嚴謹的,我從不允許我的同事用“靈活性”這個詞來形容規劃。
最后,要做到規劃的“外在美”,這就需要規劃師用藝術家的眼光來塑造城市形象。要用藝術家的眼光把這部“生活機器”跟土地銜接好。沒有感情的規劃是機械的,要跟土地“談戀愛”,這樣城市才會美。城市的美靠的不是標志性建筑,而是這部巨大的“生活機器”要配合得好。
除此之外,對于一個城市的規劃來說,還要有一個長遠和科學的規劃方案,不能因為一些原因,比如城市領導的變更,就輕易更改規劃。
中國經濟報告:那么,在規劃過程中,有沒有什么做規劃的捷徑、套路可供分享?
劉太格:規劃沒有一個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念。城市規劃包羅萬象,涉及空間、經濟、交通等眾多方面,規劃處理的是一個綜合問題。但規劃一定要給城市帶來一定的好處。簡單說,一個規劃方案,無論是大城市還是衛星鎮,要用真功夫把文字和數據變成合理的空間布局,使用最合理的規劃理念,最終落到一張藍圖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條線、每一片顏色都能說清楚為什么。規劃沒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易懂,但沉下心去下真功夫很難。我最大的才華就是不相信自己有才華,這樣才會去下真功夫。
中國經濟報告:你做了一輩子的規劃,最得意的作品是哪個?
劉太格:當然是最新的那個,因為吸納了最新的、最好的想法,把過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遺憾的是,一般的規劃咨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給業主就不會去跟蹤,正確與否,不得而知。
編輯:li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