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口、經濟、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空間集聚。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和社會轉型升級，城市擴展與收縮并存。根據統計，全國市轄區數量從2000年的787個增至2014年的897個，縣級市則從400個下降到361個。一些百強縣諸如著名的順德市、錫山市、吳江市、增城市等相繼變為市轄區。北上廣深津五大一線城市全部告別了“縣域”時代。成都、長沙、武漢、西安、杭州、青島等城市，由于經濟增速比較快，發展潛力大，被稱為新一線城市，在撤縣設區的熱潮中，這些城市也走在前列，各個城市的新區建設更是風起云涌。

　　目前，全國縣級以上新城新區有3000多個，遍及各省、市、區，而且半數以上的省份縣級及以上新城新區達100—200多個。然而，中國城鎮化進程中也有相當多的城鎮在收縮。據調查，2007—2016年間全國有84座城市出現了收縮，這些城市都經歷了連續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減少。十年間有1萬多個鄉鎮和街道辦事處的人口密度在下降。一些城市房地產大量空置，甚至出現“鬼城”。城市過度擴展和收縮，容易導致資源的錯配，投資效率和效益下降，不利于城市土地的集約利用和城市土地資產的保值增值，影響城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城市空間的重構，需要進一步深化對于城市建設和發展規律的認識。

　　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對人口遷移因勢利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誘導和效率優先是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動力。城市建設和發展不僅表現為城市建成區的擴大，更重要的是在于對人口遷移吸引力提高；城市能夠吸引更加多的外來投資，創造更加多的就業機會；城市對于周圍地區的輻射和服務能力更加強大，經濟實力不斷增強，能夠讓居民的生活更加美好，符合“人往高處走”的客觀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發展迅速，人口遷移從中西部向東部沿海集聚，農民工進城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大城市郊區，這些都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我國城市規劃和空間規劃應該尊重這種變化，鼓勵更加多的人口遷移，特別是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中國農業人口多，現代化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中國人多地廣，不可能每個地區均衡發展。對于目前城市人口出現的流失現象，這也是城市建設和發展的規律。任何事物均有其合理的壽命周期，有漲有落。但是，必須認識到城市建成區的形成凝聚了很多的社會投入，讓已經建成的城市衰敗是巨大的社會損失。我國現階段還是處在城市化發展期，城市建成區仍然具有基礎設施配套優勢，城市人口流失造成的問題應該是可以避免和克服的。

　　遵循市場布局規律，促進經濟重心合理轉移

　　我國城市建設和發展講求非均衡戰略，東部沿海地區是我國人口遷移和外來投資的熱點地區。但是，并不是說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城市發展不能有所作為。應該從生產布局區位選擇和經濟重心地域轉移的角度，具體研究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和生產布局的發展規律。例如，我國棉花生產布局日益向新疆產區集中，由此帶來的紡織工業布局變化，應該有利于其產業經濟重心向西北轉移。我國東北地區人均耕地資源多，農業規模化經營具有比較優勢。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產的經濟重心明顯向北移動，東北地區農業機械制造，農業加工業、農業服務產業的發展也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新的空間。

　　我國東北地區過去工業基礎較好，中西部地區“三線”建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何激活這些地區城市建設和發展的活力，是我國城市規劃調控需要重視的地方。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和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我國西部和北部的地緣政治優勢日益突出，從國家安全和城市建設目標考慮，我國中西部和東北應該加快城市發展，形成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和國際交往能力需要的國際城市。

　　倡導公平公正平等觀念，推動城市建設均衡和諧發展

　　近年來，由于房地產市場的作用，我國城市空間格局的出現了一些不合理變化，城市居住和環境產生了分化。因此，在房地產開發過程中，如何克服城市差距，避免兩極分化也是城市規劃和管理中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城市建設應倡導公平公正平等觀念，推動城市土地混合利用。土地混合利用，把不同類型的活動混合布局（垂直或水平）在一個空間之上，這不僅可以通過不同土地利用方式的混合、不同設施的混合、土地與設施交錯的混合來減少不同功能活動的區位分離帶來的交通出行次數與出行距離，從而減少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土地混合利用能夠發揮城市聚集經濟中的區位效益和組合效益，實現土地混合居住模式，將不同收入和階層的居民在鄰里層面結合起來，形成相互補益的社區，尤其對于低收入群體來說，使之不致于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會生活之外。因為高收入群體具有更明顯、更嚴格的社會行為準則，通過中高收入群體的影響，能夠改變低收入群體的行為模式。通過中高收入居民的信息網絡、以及新環境的社會觀念影響，低收入居民容易找到工作。高收入居民需要的家政服務和不能夠勝任的體力勞動，也能夠通過鄰里互助，得到很好的解決。不同收入和階層的居民在鄰里層面結合起來，也可以避免城市財政情況惡化，使基礎設施得以維護，公共服務具有良好的經濟保障，除了住宅質量得以改善外，城市鄰里的生活環境質量也能獲得較大提升。

　　（作者系浙江大學土地科學與不動產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