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醞釀了近兩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正式發布。這份綱領性文件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發展目標、空間布局、科技創新、互聯互通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規劃部署。實際上，粵港澳大灣區橫空出世有重大的時代背景。

　　近年來，向都市圈和大城市積聚是全球性規律。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將達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繼續快速積聚，但5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將降至1%、略高于0.9%的自然增長水平。2008年以后，我國逐漸告別外向型依賴，轉向都市圈和中心城市導向的“新增長極”，并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建設19個城市群。截止到2017年底，這19個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創造90%GDP。未來，它們將是我國的新增長極。

　　這19個城市群中，粵港澳大灣區最突出。

　　首先是高度積聚。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以占全國0.6%的國土面積、5.0%的常住人口，創造了占全國約12%的經濟總量；其次，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國創新最活躍的區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從制度、基礎設施、市場成熟度、商業成熟度、人力資本、創意產出、知識產出等8個緯度評價創新集群競爭力。以“數字通信”為主要創新領域的深圳-香港地區，在全球創新集群中排名第二，這是發展中國家唯一入列者，僅低于“東京-橫濱”，但高于排名第三的“圣荷西-舊金山”(即“硅谷”)。

　　灣區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以其“擁海抱灣”的自然生態、低成本運輸而更適合人類居住，并發展港口和臨港工業。港口、貿易和工業發展，帶來人口、人才的巨大需求，并催生金融、信息、法律和設計等新業態發展，推動灣區由制造業中心，向現代服務業如金融、創新、要素中心等轉變。最后，基于人口產業高度積聚后“城市病”的治理，以及國家“產學研”一體化在空間上的重要構思，灣區經濟走向城市群的發展方向。目前看，粵港澳大灣區完全具備這樣的發展路徑。

　　從規劃的空間布局看，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四大中心城市作為灣區發展的核心引擎。其中，香港要鞏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澳門要建設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廣州要全面增強國際商貿中心、綜合交通樞紐功能，培育提升科技教育文化中心功能；深圳要發揮作為經濟特區、全國性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的引領作用。而灣區內其他7個城市，將結合自身優勢，發展制造業為主的產業。

　　這種多元化的“拼圖”，不是吸收和被吸收的關系，而是改革開放40年來，依靠完全的市場化驅動，三地間形成以港澳為國際窗口，廣深為研發中心，“廣佛肇”、“深莞惠”、“珠江中”為制造業中心的城市帶。灣區多中心但無“一極獨大”的龍頭，產業鏈齊全但各有所長。香港金融和服務業領先，但虛擬經濟旺，結構性矛盾突出；深圳創新活躍，但高房價；珠三角城市多以制造業為主，但自主創新能力低。

　　借助大灣區、珠三角及內地廣闊的內需腹地，港澳發揮自由經濟體、完善的司法和金融監管優勢，疏解社會結構性矛盾，鞏固全球金融和服務中心地位。借助港澳國際窗口和現代服務業優勢，作為創新發展、先進制造業中心的廣深，協同其他珠三角城市，打造出一個層次更立體、覆蓋鏈條更全面、開放程度更高的經濟、科技灣區形態。通過港澳國際認同的市場地位，經濟轉型和現代服務業需要的現代金融、物流、法律、管理等“軟環境”，通過大灣區建設，讓粵港澳大灣區成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遣軍”，并引領中國經濟轉型和大國崛起。

　　對于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內地與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的重要定位，無論港澳，還是廣深，抑或珠三角其他7個城市，以及輻射帶動的“泛珠三角”區域，都有巨大的訴求，也是各自探索發展新路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客觀要求。正如《綱要》所言，粵港澳社會制度、法律制度不同，分屬于不同關稅區，影響到了灣區內生產要素便捷流動，影響到三地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銜接，及跨境協同和市場深度融合。

　　但是，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種制度性差異正是發展的潛力。《綱要》旨在推動要素全面融合、自由流動的基礎設施和社會設施互聯互通，打破不適應要素流動和融合的體制機制障礙和法規制度束縛，提升市場一體化和營商環境等，都是推動實施的重點工作，也是實施細則“落地”的重點。站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新時代推動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戰略高度上，隨著粵港澳大灣區上升到國家戰略，以及《綱要》的發布和實施，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共識已經形成，一個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正一步步化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