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以人為本，推動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的發展策略，“產城人融合”則是在此背景下產生的，是“產城融合”的內涵延展。傳統的“產城融合”強調“以產促城，以城興產”，要求建立產城發展的時間協同、空間整合、功能融合及規模匹配。而“產城人融合”則以此為基礎，提出“以產促城、以城育人、以人興產”的發展思路，強調產業發展對城市功能、規模和布局以及人口集聚程度方面的影響，著重探索“人”的特殊性和多元性，融入人的需求、結構特征、年齡構成等方面的分析。

　　“產城人融合”的規劃思路對城市產業功能區的構建和城市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其規劃思路并未突破傳統的“產業是城鎮化的根本動力、‘人’是推動產業發展的勞動力和技術支撐”。這往往導致規劃策略對人的發展關注不夠。

　　2018 年初，習近平總書記視察成都，提出了“公園城市”的發展理念，將“以人為本”提升到新的高度。與之相應，成都產業功能區規劃中，“人”成為規劃的核心內容。以人為主體，研究產業發展、人口集聚和城市功能的互動關系，實現人、城市、產業的持續發展，更符合以人為本的新要求。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功能區，由于產業屬性的獨特，產業本身與人的需求具有更緊密的聯系。本文以成都中心金融商務服務集聚區總體規劃為例，探索從人本需求的視角出發，實現“產城人”向“人城產”的路徑轉變。

　　1 “公園城市”語境下產城融合理念的轉變

　　1.1“公園城市”是產城融合的指導理念

　　2017 年 9 月 11 日，成都市委十二屆七次全會對成都建設國家中心城市作出部署，確定了“五中心一樞紐”的發展戰略。自此，成都全面推進高端高質高新現代產業體系的構建，培育產業生態圈。在城市人口、功能與產業體系協調互補的路徑中進行了諸多探索。

　　2018 年 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成都首次提出“公園城市”理念，強調以人民為中心、以生態文明引領城市發展，形成“人、城、境、業”高度和諧統一的城市發展新模式。回溯城市規劃發展理念的流變，霍華德在目睹工業化浪潮對自然的毀壞后，提出“田園城市”，呼吁城鄉融合、生態健康；“人居三”從生態城市與韌性城市出發，呼吁城市的權利，倡“人人共享城市”。“公園城市”吸收了這些理念的思想精髓，在“生態和韌性，綠色和開放，混合和多元”的基礎上，重點強調了人的感受和需求，將城市建設上升到了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高度。

　　以城市規劃的語境詮釋“公園城市”，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觀，強調“為人營城”的發展理念。在人本感受和人居需求的基礎上，提出“四生共融”的新型城市形態，要求人民生活、城市功能、產業發展、生態環境的深度融合。由此可知，“公園城市”與“產城人融合”之間具有高度的價值傳導性，促進“產 - 城 - 人”向“人 - 城 - 產”規劃路徑進行轉變。

　　1.2“產-城-人”向“人-城-產”路徑轉向

　　“人城產融合”的核心是將“人”作為引領，以人的集聚帶動產、城的協調發展（如圖 1）。因此，“人城產”的發展思路是從傳統產業主導的模式轉向以“人的需求”導向的發展路徑。以人的需求為基石，“筑巢引鳳”；完善城市功能、完善公共服務，以城聚人；匯聚產業資源，帶動產業提升，以城促產。

圖1 從“產城人”到“人城產”的發展路徑轉變

　　公園城市語境下城市發展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為人營城”，產業功能區的構建更應突出人的主體性。因此，“人城產”的發展思路與公園城市語境下產業功能區的構建思路高度契合。人的集聚是城市的活力系統，亦是產業發展的動力系統。“人城產”的發展路徑是在公園城市的語境下對新型城鎮化建設更進一步的響應，也是實現人、城市、產業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

　　2  “人-城-產”的規劃路徑

　　產城融合的本質是從“功能導向”到“人本導向”的回歸，但要實現產業、城市、人的融合發展，還需要人、城、產三者在結構、空間和運作上相互的協調配合。產業發展、城市功能和人口集聚之間存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關系。因此“人城產”的規劃路徑可分別從“人本”“城市”“產業”三個維度去構建。

　　2.1人本維度

　　人是城市的核心生產要素之一，一方面人口規模和特征決定了城市發展的潛力和產業發展的規模，另一方面產業結構也決定了就業結構、消費結構和人口結構。

　　例如，產業鏈不同的生產環節會提供相應的就業崗位，從而需要不同類型的勞動人口集聚。因此，符合生產需要的勞動人口的集聚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關鍵。有學者提出人的行為都是有某種動機的，因此要想讓人在城市空間中發生行為，首先要激發其行為的動機。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于 1943 年在《人的動機理論》中提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其將人的需求從低到高劃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嚴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每個階段所對應的需求，反映在城市功能建設中，都對應著不同的配套服務設施。由于人口的空間移動往往是為了尋求更好的就業、教育、發展機會和居住環境，促進人口在空間的集聚，城市應該有針對性的，從人群自身需求出發，營造多樣化的城市配套，提供宜業宜居的空間環境、合理布局功能業態，提供特色化的服務。

　　只有基于人的真實需求才能真正引導城市功能、效率及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產城融合。因此，“人城產”規劃路徑在人本維度的核心是通過對就業人口結構、年齡構成、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科學分析，結合對人群行為特征的正確認識，對其生產生活需求的深入挖掘，提出能滿足人群需求的、合理的城市配套、功能布局、環境設計等方面的發展策略。

　　2.2產業維度

　　產城融合的根本動力在于產業與人口的集聚，因此城市建設不僅要滿足以人為導向的生活需求，也要滿足生產活動和產業發展的需求。產業的集聚創造了新的生產空間，而不同類型的產業，甚至同一產業鏈上的不同生產環節，其生產活動和產業發展的需求則對應著不同的功能設施建設和空間布局的要求。

　　回顧從手工業時代、工業化時代到信息時代的不同發展時期的產業特點，王興平總結發現不同的產業類型因其生產資料、生產形勢的不同，其需求的生產環境、區位選擇、配套設施，及其呈現的空間結構和功能布局均存在明顯的差異化。因此，“人城產”規劃路徑在產業維度的核心是全面分析產業鏈結構并根據配套需求、空間組織特征、區位需求等特征對產業進行分類，以便于將同屬性的產業集約布置，具有空間排他性的產業進行有機隔離，從而促進產業間的空間融合。在此基礎上還應考慮生產過程的特殊需求，在資源配置和空間設計上對其有所回應。

　　2.3城市維度

　　城市建設是對產業和人口的承載支撐，城市功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及合理布局能反作用于產業和人口需求結構的變化。回溯經典城市發展理論，“田園城市”理論提出網絡化的城市空間結構，鄒德慈的“組合城市”理念與之不謀而合。二者皆是強調構建城市中相對獨立的功能單元，通過單元之間相互協同，共同保證城市的有機運轉。從產業規劃的角度去解讀這些理念，產業生態圈中各階段的產業，根據其特征的相似程度，亦可劃分為不同的產城單元，形成組團式、網絡化的空間布局。而每個單元內部，都應具有完整的城市功能。關于產城單元的構建，從佩里的鄰里單元理論中，也可以獲得若干啟示。鄰里單位強調創造一個步行可達，功能復合，公交主導的職住單位的重要性，為此其提出了尺度，邊界、公共空間，設施復合、公共交通等原則, 換句話說，城市產城融合即是實現產城單元內部的產城融合，而產城單元內產城融合的核心在于功能復合和職住平衡。

　　因此，“人城產”規劃路徑在城市維度的核心是針對產業及人口的需求和特征，明確產城融合單元，建立單元之間的關聯性和協同性，同時以產城融合單元為單位，落實功能復合和職住平衡。

　　綜上可知，“人-城-產”的規劃路徑即是以需求為導向，通過對產業及人口的需求挖掘，構建產城融合單元，提出實現功能復合、職住平衡的策略，并在此基礎上，針對產業和人口特征，完善差異化、針對性、特色化的城市配套和環境打造。

　　3  “人-城-產”的規劃路徑

　　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功能區，由于產業屬性的獨特性，產業本身與人的需求具有更緊密的聯系。本文以金融商務產業為例，通過人群特征研究及案例對比分析，構建以產城融合為導向的“人城產”的規劃設計框架。

　　3.1金融商務人群特征及需求分析

　　首先對金融人群的特征及其生活、工作需求進行深入挖掘。根據CTR的2013年中國商務人士調查（CBES）結果顯示，中國的金融商務人群普遍呈現年輕化趨勢 , 隨著近年來各種跨國商務領域的合作不斷增多，大多數金融商務白領都有海外留學經歷。此外，其收入相對較高，強大的購買力也體現了商務人士對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的追求。該人群每天平均工作時長為10個小時以上，工作強度大，且需要快速高質量完成，普遍工作壓力較大。

　　2015 年騰訊網對《上海市白領生活形態研究報告》提出，白領人群的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飲食的衛生和個性化以及職住距離遠、通勤成本高；同時該人群普遍存在對“娛樂休閑、自我增值，約會交往”的較大需求。

　　此外，還有研究對北京CBD白領的休閑消費行為及特征進行分析，提出白領階層的日常休閑行為可分為知識型、娛樂型、健康型、休閑型，而其消費偏好普遍呈現品味、享受、時尚個性及炫耀等特征。

　　針對金融白領人群的四大特征，基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本文梳理出滿足人群需求的四類配套設施，同時結合其休閑消費偏好，歸納總結了七個空間設計要素（如圖2）。以此構建空間分析框架，結合案例研究，進一步探索需求導向下的產業空間特征及城市建設路徑。

圖2 人的需求導向下的空間分析框架

　　3.2金融商務核心區案例研究

　　3.2.1 案例選取

　　基于區位特征及核心產業相似度選取對標案例（如圖3）。

圖3 商務區案例選取

　　通過對比研究發現，位于城市中心尤其老城區的金融商務集聚區普遍由傳統商務型街區向功能復合的活力商區轉變。如倫敦金融城依托泰晤士河沿岸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以傳統金融總部為基礎，由金融商貿中心逐步轉型成以文化、科技等新興金融為特色、城市功能多元混合的世界金融中心（如圖4）。

圖4 倫敦金融城發展歷程

　　3.2.2  研究框架

　　五個金融商務區的發展歷程無不顯示了傳統商務區的轉型更新的必然性。對其產業結構進行梳理，金融商務產業生態圈多由三類金融商務產業簇群構成，分別為金融總部類、新興金融類、高端商務及專業服務類。其在空間組織上普遍呈現出弱化功能分區，強調功能集聚的空間特征。

　　針對其從業人群的特征和需求，結合其產業結構及空間特征；本文從功能混合、空間風貌及形態、城市配套、開敞空間、空間環境、及交通接駁六個維度對案例進行對比分析，以探索其產業簇群內實現產城融合的空間策略。

　　3.2.3  功能混合

　　三類產業簇群的功能組織在空間上呈現出不同的混合模式（如圖5）。研究發現金融總部呈現高度集中性、新興金融呈現高度混合性而專業配套呈現集中與散點并存。

圖5 功能混合模式圖

　　3.2.4  空間風貌及形態

　　不同產業簇群因產業本身規模的差異在空間載體上也呈現出明顯的差異化。其中金融總部類主要以高品質獨立樓宇、大體量金融廣場及城市地標為主，多呈現高低錯落的天際線，如深圳福田區的總部樓宇群則形成了凸顯山體及中心建筑的鍋底狀拋物線。

　　而新興金融類企業，由于其企業規模普遍較小，其樓宇形式多以精致創意樓宇及開放共享式院落為主，從而形成活力開放的街巷式形態。高端商務及專業服務類則是零散分布在商務辦公樓及高度混合的商業塔樓中。

　　3.2.5 配套設施

　　不同空間載體的配套設施布置方式也呈現顯著差異化。對不同空間形式進行類型學研究發現，金融地標建筑配套設施多結合建筑豎向設置，以酒店等高品質配套為主。而院落街區多結合建筑一層配置店鋪、咖啡機、餐廳等設施（如圖6）。

圖6 配套設施布置模式

　　3.2.6  開敞空間

　　金融集聚區開發強度普遍較高，土地稀缺 , 規劃多利用碎片化的開敞空間，植入小游園、口袋公園、微廣場等，如倫敦通過控制人均可進入開敞空間指標，確保城市開敞空間規模 , 促進社會交往，激發城市活動。

　　3.2.7  空間環境

金融企業多注重企業文化氛圍的塑造，對公共空間的品質要求較高。因此集聚區內多采用增設標志及公共環境藝術品 , 優化廣告店招及景觀照明、創造彈性空間等策略，綜合提升城市空間品質。

　　3.2.8  交通接駁

　　為實現空間集約及功能復合，金融類集聚區，如倫敦金融城、上海陸家嘴及東京丸之內均結合TOD站點實現一體化發展，同時重點優化其慢行網絡及公交接駁優化等。

　　3.3金融集聚區的“人城產”策略框架

　　對案例進行總結發現，金融商務區普遍呈現出以下三大特征：

　　1) 空間組織以產業簇群為單位，強調功能集中和功能混合性。

　　2) 居住功能多布局在集聚區邊緣，環繞產業樓宇布局。

　　3) 配套設施呈多元化并結合樓宇垂直布置，同時關注公共空間品質及人文氛圍營造。基于此，本文針對三大產業簇群的產業特征及產業需求，綜合考慮金融人群的需求特征，構建了金融集聚區的“人城產”策略框架（如圖7）。

圖7  “人城產”策略框架

　　4  成都的規劃實踐

　　4.1基本情況

　　成都中心片區金融產業發展基礎良好，在成都市長期占據顯著優勢地位。金融服務業為青羊區第一大主導產業，金融產業集聚效應明顯，尤其以騾馬市為核心。

　　2017年，青羊區金融業增加值達到301.59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28.5%，整體保持穩定增長趨勢，而成都中心金融商務服務集聚區聚集著成都市45%以上的銀行、保險、證券、期貨、信托等各類金融機構，產業發展綜合實力居于全市首位。

　　目前，南洋商業銀行、花旗銀行、東亞銀行等外資銀行已經入駐青羊。但是，隨著高新區、天府新區新興金融集聚區的崛起，青羊區內一批大中型金融機構總部也面臨逐步外遷的情況。也就是說，作為成都傳統的金融業集聚區，成都中心金融產業需要進一步轉型升級來保持區域的競爭優勢。

　　4.2空間分析
  
　　成都中心作為成都老城的核心區域，有著老城區域所共有的諸多特征。對其空間特征進行分析發現，其建設空間以存量空間為主，且可利用空間有限。可利用空間以1980年代老舊多層住區和商業為主，其容積率大部分低于2.0，可通過調遷低端產業和用地功能置換，騰挪部分用地進行開發。

　　同時，雖然片區公共服務設施較為豐富，但能滿足金融產業人士個性化需求的服務設施不足。根據金融人群配套設施需求偏好研究，利用百度POI數據，采用“信息熵”的計算方法，對研究范圍內各類金融人群需求的配套設施進行混合度計算發現，規劃范圍核心區地塊配套設施混合度較低，且能滿足社交及成長需求的社交娛樂配套設施明顯缺乏。

　　4.3規劃策略

　　結合現狀可利用空間，規劃針對三類產業特征，通過精準配套植入，全域化公園城市體系構建和特色風貌塑造等策略，指引“人城產”規劃設計框架的落實。

　　4.3.1 以人群需求為導向精準化配套

　　金融總部群以獨立樓宇、高品質、城市地標為主，配套設施以生活需求設施為主，主要由企業提供，配套模式為結合樓宇立體化設置；新興金融區以低密度、開放共享、院落式為主，配套設施以生活及交往需求設施為主，結合市場供給進行配套，模式為利用商業辦公建筑的底層空間建設配套；商務服務區的配套設施則是小規模、分布零散、行業混合度高，融合了三類需求設施，結合市場供給進行配套，空間模式為利用周邊城市配套（如圖8）。

圖8 三大金融產業區服務配套

　　4.3.2 構建全域化的公園城市體系

　　建設全域景觀化的“公園城市”，構建“大公園+微綠地、微庭院”綠道串聯的開敞空間系統。充分利用有限開敞空間，植入微綠地、微庭院及屋頂綠化，滿足從業人群社交活動的需求。設置環形綠道串聯碎片化、垂直化的微綠地，形成游憩式開敞空間。連接中央公園、人民公園及周邊的文殊院文化公園、城市陽臺等城市公園。

　　同時規劃重點打造天府文化公園，以其為景觀核心，通過綠道串聯公園、城市陽臺、微綠地等開敞空間，建設全域景觀化的“公園城市”。

　　4.3.3  特色風貌塑造

　　塑造金融總部地標建筑群，強化城市軸線，塑造城市中心形象名片。在天府文化公園北側，利用騾馬市金融總部集聚區打造城市中軸核心地標。

　　打造新舊交融的城市風貌，營造歷史文化與新興金融商務活動相融共生的城市場所。將城市的發展的印記及歷史文化底蘊融入現代金融商務產業的發展。沿天府文化公園周邊界面塑造新舊交融，高低有序的公園界面天際線，建筑風貌采用差異化、相融合兩種方式，形成層次豐富的公園界面。打造文創金融開放街區，搭建歷史、金融、文創通廊。在天府文化公園西側，打造開放共享式文化金融集聚區。延續少城肌理、利用開敞空間及綠色步道提升街區滲透性，促進文創與金融的融合。

　　塑造人們可交流、有活力的開放街區，變中央商務區為中央活力區，從只有白領轉而吸引各種年齡段、多樣的人群聚集，成為可漫步、可休憩的城市歡樂空間。通過三大措施實現24小時活力街區的打造。

　　第一，建議辦公樓低層樓層向社會開放，面向主街的1層布置店鋪、咖啡、餐廳等商業設施，提供24小時的持續活動，形成活力、繁華的都市空間。第二，整合商業商務樓宇的“空地”資源，采用圍合式建筑布局，集中布置微庭院、微廣場，形成連續、可停留的公共空間系統。第三，探索對商務樓宇進行立體分層，多層互動。其中企業層利用空中平臺，設置企業所需的各類服務設施及休憩空間，為金融白領提供閑暇時間共享、交流的互動場所。城市層則形成地面、二層連廊、屋頂花園多層地表，為市民提供豐富的立體空間體驗。

　　4.3.4 TOD 一體化開發

　　根據現狀地鐵站點位置設計連續的地下空間，串接天府文化公園、金融總部區及周邊主要商業活動和文化游覽空間。

　　其中，騾馬市站依托通達地下空間網絡，實現四線換乘及與周邊建筑便捷聯通。打造城市候機廳，實現綠色交通無縫銜接。天府廣場站通過疊建公交港灣樞紐站實現綠色交通無縫銜接；打造功能復合、無縫轉換的綜合交通樞紐系統。

　　5 結語

　　本文基于對公園城市內涵的解讀，提出了“人城產”是實現“引鳳筑巢”、構建以人為本的產業功能區的核心路徑。在此思路的指導下，本文從人、城、產三個維度剖析人城產規劃路徑的內涵。由于金融行業作為服務業，其產業本身與人本需求聯系緊密這一特征。本文選取金融商業產業生態圈為案例，探究在產業功能區的規劃中，如何有效的落實“人城產”規劃路徑。本文深入挖掘了金融從業人群行為特征、剖析其需求，構建了金融集聚區空間品質的分析框架。同時結合案例的對比性分析，對金融產業的空間特征進行了分析。基于此提出了以“人城產”規劃設計策略框架，最后將其應用在成都中心金融商務服務集聚區的設計實踐中。通過本文的研究與實踐，初步構建第三產業（服務類）功能區人城產發展路徑的框架，希望為未來的人本需求導向的規劃實踐提供一定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