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聿銘這個名字，似乎是一個超越了時代的存在，他在今年五月去世，隨之為自己一個世紀關于海外華人的傳奇畫上句號。與之相聯系的那些建筑物——盧浮宮金字塔、香山飯店、蘇州博物館，都被時間證明了永恒性。某種意義上，建筑與我們面對的一些重要問題息息相關——權力、榮耀、記憶、身份……

　　一個建筑師是如何通過建筑來回應這些終極問題，并將它們帶到永恒的？超越建筑師身份之外，貝聿銘又是如何見證和參與這一個世紀的歷史的？在貝聿銘所見證的這個世紀之初，東方和西方曾爆發過相互交流和碰撞的“火柴熱”，這場文化的發酵延續至今……在這個過程中，要拋棄什么，要堅守什么？如何在全球化環境下建立一種既包容又自我的視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正是這本關于貝聿銘及其家族的書《百年貝聿銘：東方與西方，權力和榮耀》希望帶讀者走近貝聿銘的原因。

　　這是一部基于實地采訪的貝聿銘傳記，改編自《三聯生活周刊》貝聿銘主題封面故事。在組稿過程中，兩位作者在紐約的貝氏事務所拜訪了貝聿銘的兩個兒子，聽他們講述了作為建筑師和父親的貝聿銘；見到了貝聿銘的幾位助手、項目參與者和傳記作者，還原了他的成名史、他最重要作品 的出爐過程；去上海和蘇州尋訪了貝聿銘和貝氏家族的生活史，并實地探訪了貝聿銘晚年在中國的作品，以圖還原他對中國現代建筑語言的思考和實踐；還詢問了包括法國前文化部長雅克朗在內的“大盧浮宮”項目參與者，解密了貝聿銘這一轉折性作品三十年來的爭議與和解。

　　兩位作者以可貴的記者視角展現了貝聿銘的一生。書中的貝聿銘是個“普通人”：從學生時代到成人世界，憧憬過未來，懷疑過現實；換過專業，遇到過恩師；選擇畢業去向時曾幾經猶豫又備受質疑，在看似平順的職業生涯中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風波和危機……借著閱讀貝聿銘反觀自己和周遭世界，能給我們，尤其是年輕讀者，以實實在在的啟迪。在成書過程中，作者在原刊內容基礎上進行了擴充和修訂，尤其是新增了對貝聿銘部分代表性建筑作品的記述，是為了解貝聿銘晚年建筑成就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增強了傳記作品的豐富性和完整性。這既是一部貝聿銘的成長傳記，又是一部貝聿銘建筑設計作品的編年史傳。

《百年貝聿銘》，李菁 賈冬婷 著，三聯生活書店2019年8月版。

　　少年的新世界

　　一直到17歲離開中國，貝聿銘少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是在上海度過的。那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正是黃金時代。自開埠以來，這個曾經的小漁村依托長江出海口的地理優勢，一頭連接著西方，一頭連接著供給橡膠、煤、大豆、石油、面粉、棉花、絲綢、煙草等的中國內陸城市，成為一個華洋雜處、東西碰撞的遠東第一大城市。

　　乘坐汽船沿黃浦江蜿蜒而上，映入眼簾的上海標志就是外灘。買賣商品所積累起來的財富需要相應的服務，于是上百家銀行在上世紀初應運而生，尤以外灘為聚集地。

直到今天，這條江邊大道還保留著“萬國建筑博覽”的原貌，各種氣勢宏偉的花崗巖建筑鱗次櫛比，尤以海關大樓、匯豐銀行、和平飯店、中國銀行為代表。而23號的中國銀行，是外灘眾多建筑中唯一一幢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建造的大樓，看上去和周圍建筑風格一致，又融入了很多中國風格的細節，比如傳統建筑式樣的方形尖頂，欄桿和窗格處的鏤空民族圖樣，是近代建筑東西結合的一個典范。不過，1927 年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從香港來到上海管理中國銀行時，這里還只是在德國總會舊樓基礎上改建的營業樓，新樓從1934年才開始動工。

中銀大廈。

　　在上海，貝祖詒加入了一幫具有現代思想的銀行家和實業家組成的小集團，這個小集團以宋子文為中心。他們意識到，要使中國擺脫半殖民地的境地，以一個提倡貿易、工業、現代教育和西式禮儀的新式中國逐漸取代舊中國，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外匯領域維護自己的地位。在香港的十年磨煉已經使貝祖詒成為外匯業務專家，1930 年中國銀行總處成立國外部，由貝祖詒兼任主任。此后，他在所有的商業港口開辦外匯交易業務，并在世界各地開設了18家中國銀行分行。住在租界區的貝家當時的生活也是西式的：貝祖詒總是穿著高領西裝，梳著分頭，參加俱樂部，打高爾夫球。

　　貝聿銘在2000年后設計蘇州博物館期間去上海時，曾去尋訪以前住過的地方。他去了南京路和石門二路交界的圓弧形轉角大樓，那里原來是中銀宿舍；又去了后來居住的武康路378號，當時貝家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陳立夫、國民黨中央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果夫、陸軍總司令顧祝同等人是一條馬路上的近鄰。不過，如今再去尋訪，這里已經改造成了藝術家、設計師、精品店匯集的時尚街區“武康庭”，以前的大部分花園洋房還在，但貝家那幢被拆除了。還有一處是南陽路170號的“貝家花園”，如今用作一個餐廳和精品酒店。

　　這幢鋼混結構的小樓建于1934年，帶有特殊的裝飾藝術風格。從南入口進入，先是一個花園，其中假山、小橋、池塘、葡萄架等一應俱全，中央一座五角亭尤為特別，據說是寓意五行，而其中屬金的一角正對大門。主樓為三層，酒店人員指引我從一側“龍梯”向上參觀。所謂“龍梯”是入口處雕刻的龍形裝飾，樓梯從這里盤旋而上。而旁邊一側還有一部電梯，據說是上海第一部OTIS（奧的斯）電梯，現在仍可使用。主副樓之間的門廊照壁上也別有洞天，刻有一百個不同的篆體“壽”字。而附近不遠處的銅仁路333號也和貝家有關，這里是匈牙利建筑師鄔達克在上海的最后一個作品——著名的“綠房子”，一度是貝潤生的五女婿吳同文的私宅。

位于上海南陽路170號的貝祖貽舊居“貝家花園” ，蔡小川攝。

　　貝聿銘初中在上海青年會中學就讀，高中則就讀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附屬中學。當時的圣約翰中學是美國圣公會教徒開辦的一所昂貴的寄宿學校，致力于用西方的價值觀教導中國上層家庭的孩子，貝聿銘在學校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貝聿銘后來回憶，他在上海接觸了新的建筑、藝術和生活方式，會在周末和朋友們乘車去鬧市區，常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或者去桌球房打桌球。

　　他后來甚至把桌球視為一種靈感來源：“桌球是一種幾何游戲，我愛玩，也玩得不錯。它其實是一種向量，一種幾何的向量，玩桌球可以了解幾何，這一點是我后來才體會到的。同時，桌球也是一種策略游戲，其中確實存在一些作為建筑師所需具備的要素。”若干年后貝聿銘返回中國，還特地去了趟圣約翰中學舊址所在地，在原來的教室坐了一會兒。圣約翰中學如今成為華東政法大學的一個校區，很多老建筑還原樣保留著。

上海國際飯店 。

　　在貝聿銘去打桌球和看電影時，附近的國際飯店也越來越高，這讓他依稀看到了未來。“人家都說這幢樓要造24層，可我就是不相信！你想象一下，周圍的樓都只有五層、六層、七層、八層，而這幢要有24層。所以每到周末我就會去看它慢慢升高……”如今的國際飯店在南京西路上當然不再那么突出，但在30年代，這幢深褐色的“24層大樓”有“遠東第一高樓”之稱，非常豪華，有當時最高級的客房200多間。貝聿銘自己找到了建筑師的信息，這幢樓同樣是鄔達克的作品，當時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鄔達克是這方面的大師。

　　當時的上海是很國際化的，因而也更開明和包容。我就在那里讀中學，上海的許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觸了新的建筑、藝術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個既精彩又腐敗的世界，我從上海學到的有好有壞。好的是我從上海約略地看到了我在蘇州未曾見過的未來或是未來的開始。上海新蓋的樓房對我顯然影響不小，那時，上海已是越蓋越高了，這是很特別的。蘇州的房子大多是一兩層或是三層，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當時卻在蓋10、20、30 層高的大樓。我就由此喜歡上了建筑。

盧浮宮。

　　從那時起，貝聿銘已經看到西方新建筑風格的萌芽，尤其被它所能達到的高度深深吸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做建筑師。”父親貝祖詒與很多英國銀行家有交往，很自然地建議兒子去英國讀書，然而，貝聿銘已經被電影里常出現的美國迷住了。

　　他晚年回憶起上海的早期生活時說：“我幾乎從不錯過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哈羅德·洛德（Harold Lloyd）、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或平·克勞斯貝（Bing Crosby）的電影，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去美國，而不是英國留學的原因。在我看來，美國的校園生活似乎充滿了樂趣；我當時很年輕，希望過那種生活。”雖然他遵照父親的要求參加了牛津大學的考試，但最終還是選擇去美國讀書，學習建筑。

　　以上內容節選自李菁、賈冬婷所著的《百年貝聿銘》一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