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03年的“非典”侵襲之后，一場由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所引發的肺炎又一次在春節前后爆發和蔓延。這類冠狀病毒的新型毒株相比于SARS傳染性更強，世界衛生組織同時也宣布，將此次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那么，如何及時避免或是消減公共衛生危機的發生和危害呢？在全國上下眾志成城、奮戰疫情的嚴峻形勢下，這已成為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面對和反思的問題。

　　從學理上說，傳染源、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是導致傳染病疫情的三大環節，而化解公共衛生危機的基本路徑就是從這三個環節入手：隔離傳染源（如患者及動物）、切斷傳染途徑（如空氣、飛沫、蚊蟲等）和保護易感人群。其中，環節一的成功與否主要依賴于醫務工作者的專業工作和職業精神，而環節二的有效與否更多地取決于相關部門的防疫消殺工作和大眾良好的衛生習慣，相對而言，我們規劃工作者們或許可以賦予環節三（保護易感人群）更多的人文關懷和專業思考。

　　在各類易感人群中，除了要對醫學意義上缺乏特異性免疫力和抵抗力較弱的個體進行保護外，還特別需要關注社會學意義上的一大類易感人群——流動人口。該人群因為規模龐大、頻繁流動而面臨著接觸傳染源的高風險，極易在不知情的狀態下感染和攜帶病毒，即使患病往往也無法及時就診和隔離，從而由易感者轉化為新的“受害者+傳染源”，并在客觀上導致疫情的進一步擴散。

　　回溯歷史，傳染病一直是威脅人類健康、造成公共衛生危機的主要殺手，且往往是伴隨著不同人群不同目的流動而在不同的空間流轉和擴散：從漢代隨大量戰俘流入中國的天花，到十字軍東征從中亞疫區帶回歐洲的鼠疫，從歐洲殖民者征服新大陸的致命武器天花，再到因世界貿易和商旅而流出印度的霍亂……在每一次新疫情的發生和擴散背后，我們幾乎都能看到各類人口大范圍、大規模流動的身影，他們既是擁有不同目標和身份的易感人群，也可能是疫情中潛在的受害者和傳染源。

　　因此，我們呼吁：要充分關注和保護當前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讓這一易感人群遠離成為“受害者+傳染源”的雙重風險！

　　按照流動的性質或原因劃分，流動人口一般包括社會型和經濟型兩類。其中，前者是指因隨遷家屬、投親靠友、退休退職等原因而流動的人口，其流動具有零散、隨機和非常態的特征；而后者是指因工作調動、分配就業、學習培訓等原因而參與城市各種經濟活動的人口，其典型代表即是以謀生營利為主要目的、進入城市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人員（《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2017年該人群已增至28652萬人），在流動上已明顯不同于社會型流動人口，具有規模化、常態性和長期必需之特征。因此在應戰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亟需針對這一龐大的經濟型暫住人口給與專門的關注和充分的保護，而不僅僅是通過“堵、封、隔”進行一刀切式管控。

　　考慮到建筑業、商業服務業、制造業是當前城市吸納進城務工人員的三大主流行業，我們可以結合其不同的就業方向和居住空間分類施策，通過提升社區治理水平來實現流動人口的有效保護和管控。

　　建筑業從業人口

　　在居住方式上以企業的統一住宿安排以為主，在居住空間上則以工地現場的工棚為主，并隨著工程項目的變化而不斷流轉和拆建。考慮到工棚型空間的臨時性和功能單一性，其每一次選址和搭建除了要滿足基本的人均居住面積標準和靈活多變的單元組裝要求外，還建議將“健康影響評估”環節納入這一臨時性社區的規建與管理過程，由規劃部門聯合公共衛生部門確立評估程序、展開健康評估和保護務工人員，評估內容須涉及：工棚是否能滿足進城務工人員的通風、采光、安全等健康衛生需求，是否定期展開社區的防疫消殺工作，周邊社區是否配建有設備和物資完善、可有效分區隔離的醫療設施等。

　　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口

　　在居住方式上以自租型為主，在居住空間上無論是散租散居還是自發聚居，其從空間到人口均已成為城市大居住體系中混合難分的一部分。因此在應對疫情時，需要雙管齊下：一方面在空間上，由城市統籌部署、分層構筑覆蓋了流動人口的防疫責任單元，在城市層面重點建立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而在社區層面重點建立公共衛生與疾病預防體系；另一方面在人口上，則需要針對進城務工人員實行專門化、網格化的保護和管控，即：以社區為單位，對重點疫區的流動人口展開“拉網式”摸底、訪查和健康評估工作，并同公共衛生部門確立聯動保健機制，同時按照“誰出租、誰負責”原則采集流動人口信息、分片按人落實防疫責任。　

　　制造業從業人口

　　在居住方式上同樣以企業的統一住宿安排為主，但在居住空間上以集體宿舍和公寓為主。這類統建的聚居空間既不同于臨時性的工棚型空間，也不同于大混居的自租型空間，具有空間相對獨立和人口構成同質之特點。因此，可以更集中地考慮如何提升社區作為生活基本單元的治理能力、發揮其面向公共健康的進城務工人員保護和管控職能。主要內容包括：以社區為單元，加強公共衛生的防疫消殺工作，加強疫情監控、防控措施宣傳；階段性實行“封閉式管理”，建立聯動的社區安全與綜合治理機制，共同實現對外來人員、車輛進出的報備排查和跟蹤管理；社區為流動人口搭建在生活上互通互助的機制平臺，企業則為務工人員提供從工作到生活的全面支持和溫情關懷等等。

　　通過分類施策、分層構筑和分片落實，融流動人口的保護和管控于社區治理之中，讓這一易感人群遠離疫情的“受害者+傳染源”身份，也讓這一流動人群逐漸建立對社區乃至城市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進而促成進城務工人員在務工城市的真正定居。這不僅有利于日后公共衛生危機的應對和“健康中國”的建設，更是新型城鎮化下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長期所望。（感謝東南大學醫學院張瑩老師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所提供的專業性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