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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區重建，從建一座哭墻開始
“５·１２”汶川震后已至第十二日，三日國哀日已過，國旗依舊升起，照在大地廢墟上的陽光與過去并無二致。救援或仍在持續，但重建已提上日程。 是的，死者已矣，生活還得繼續。拭去血淚，我們選擇堅強，并且好好活著，這也必將是一切幸存者所能夠告慰死難者的方式。但這一切并不表明，這是可以歡呼勝利的開始或結束。那被封鎖的現場，依然有著我們悲痛的方向；打掃大地的廢墟，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選擇遺忘。不是遺忘使人堅強，而是承擔使人有力。所以即使是重建，即使是療傷，也不應是以對過去災難徹底清淤的方式來實現。我們因此建議，災區的重建，應以建起一座哭墻開始。 我們需要一座哭墻，在無數死難者生命歸處的大地上。５１１５１名遇難同胞，２９３２８名失蹤者，不應只是萬劫不復地沉入冰冷而黑暗的極地。那些無助而無力的亡魂，需要得到安頓。那所有的幸存者，也都需要一個可以哭的地方。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后３０多年來，“百萬唐山人雖然同有一個祭日，卻沒有一個祭奠的地方”，人們對２４萬逝者的祭奠一直是遍布市區路口的一堆堆紙灰。這樣的情形不能在汶川重演。因此，我們需要在這座哭墻上刻下所有死難者的姓名，要讓他們的姓氏能夠時時得到念誦，要讓他們的名字時時得到擦拭。要讓數以萬計的亡靈得以安魂，讓數以萬計的幸存者得以安心。 我們需要一座哭墻，就是因為我們需要這樣一種對生命的珍重。每一個死難者的姓名都對應著一個曾經鮮活的生命，這些真實可觸的姓名不應隨著時間流逝而湮滅。在我們的大地上，豎立著各種各樣的紀念碑，無不彪炳著我們的情感與訴求，紀念與永生，但是一直以來，我們缺少一座銘刻著在被動承受自然苦難時每一個人姓名的紀念碑。我們總是忽略了個體的苦難價值，總是用群體性記憶來代替甚至抹殺個體的記憶。其實對于生命價值而言，它必須存在于對個體價值的尊重與彰顯之中。 我們需要一座哭墻，在這片有著深重苦難的民族的新創傷之上。如果說多難興邦，那么這座哭墻應成為民族曾經苦難的象征；如果說生生不息，那么這座哭墻應成為民族愈挫愈起的標志。眾所周知，哭墻是為悼念故國或故人而修造的墻形紀念建筑物。當今世界最負盛名的是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墻，它是猶太教圣殿兩度修建、兩度被毀的痕跡。千百年來，流落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時，便會來到這面哭墻前低聲禱告，哭訴流亡之苦。歷經千年的風雨和朝圣者的撫觸，哭墻石頭也泛泛發光，如泣如訴一般。這座哭墻，是猶太民族２０００年來流離失所的精神家園，也是猶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 我們需要一座哭墻，就是因為我們需要這樣一種神圣之力。汶川震后，我們發現，從來沒有這樣一個時刻，巨大的災難將我們更緊地捆綁，無邊的悲傷成為最大的宗教，共同的哀悼使我們更有力量。因此，更需要在這座墻上，刻下災難面前我們守望相助的品格，舉國同悲的力量，刻下每一個名字所賦予這個民族雖歷經苦難但不曾沉淪的希望。至關重要的是，一座哭墻可以無時無刻地提醒我們，別讓從此之后淪為庸常、做作與虛浮的公共生存的語言，消費或消解了這樣一種品格與力量。因此，要有一座哭墻，讓它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的苦難記憶與精神圣地。 林夕在一首題名為《哭墻》的歌中寫道，“哭干這灰墻沒有你在場／惟獨它聽我自彈自唱／誰哭誰笑不用衡量／惟有回憶留在這墻上”。然而，哭墻本身，即為一種衡量。衡量苦難，衡量承擔，衡量力量。它可以是一個民族最柔軟與最悲情之處，卻也同時是最有力最偉岸之地。
編輯：songgaof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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