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闊的廣場、規整的布局、協調的建筑讓人們從物質層面直觀地看到了天安門廣場的整體規劃；高聳的旗桿、飄揚的國旗則從精神層面形成了獨特景觀，構成了天安門廣場的標志性符號之一。“在規劃中，物質和精神缺一不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系副教授鄭宏強調說。

　　城市規劃偏重“物質”留下很多“缺憾”

　　城市藝術設計學是藝術設計與城市規劃等學科綜合、交叉、融合和分化的結果。在我國近現代的城市建設與發展中，由于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城市藝術設計既沒有很好繼承傳統，也未能科學、準確地汲取西方合理的方法。

　　當前，我國的城市規劃設計理念還是以城市物質功能規劃為主要目標，對于城市精神形態以及藝術形態的設計與規劃僅僅處于附屬地位。對此，鄭宏指出，這種以物質功能為主的城市規劃方法，表面上看很“務實”，其實是對城市功能認識“缺位”的反映。他指出，城市藝術設計學應當從學科的科學性、合理性論證中得到確認，得到應有的重視。

　　鄭宏以天安門廣場的國旗升掛尺度設計為例。他說，從物質規劃層面來看，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幾近完美。然而，如果將國家以及城市精神因素也考慮在內，現在的“國旗升掛尺度景觀”尚有很多值得“再設計”的空間。

　　他說：“天安門廣場的‘國旗升掛尺度景觀’是構成國家象征的標志符號之一，與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城樓景觀共同構成國家形象符號系統。其審美尺度設計直接影響國旗展現效果，是國家形象塑造不可或缺的內容。”遺憾的是，目前，還缺乏針對天安門廣場國旗旗面與旗桿尺度的專項研究。鄭宏認為，研究天安門廣場國旗旗面與旗桿尺度，研究尺度定位、依據和目標，研究一個符合我國大國形象的天安門廣場國旗懸掛最佳尺度，是國家形象藝術設計的重要課題之一，也是城市景觀藝術設計的重大課題之一。

　　他指出，現在3.3米的旗面高度與30米的旗桿高度形成1∶9的尺度關系，加上視覺“近大遠小”的透視變化，國旗展現面顯小，其尺度關系不協調，醒目度不夠，沒能充分展示出我國國旗的莊嚴與氣勢。另外，從天安門的整體布局來看，“國旗升掛尺度景觀”和周邊的建筑具有直接的空間聯系。天安門城樓高度為33.7米；人民英雄紀念碑高度為37.94米；人民大會堂東立面高40米，兩側高31.2米；歷史博物館西立面高33米，廊高26.5米。現在的旗桿高度及旗桿直徑尺寸與這些建筑相比明顯較低、不夠粗壯。所以他認為，應增大旗面尺寸，如果有條件還應適當加大旗桿徑粗。

　　“藝術化設計”和“藝術品創作”展示城市“精神品質”

　　正如天安門廣場國旗旗面與旗桿尺度設計的專項研究缺位一樣，現在城市規劃學科概念中，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系統，都還沒有城市藝術設計學這個概念。

　　有些人認為，社會需求是有等級的，只有先滿足了物質需求，才能談及精神層面需求。但鄭宏指出，規劃是對城鄉建設長遠的發展計劃，是對未來建設整體性、長期性、基本性問題的思考和研究。因此，規劃必須在一開始就將物質和精神的需求統一考慮在內。只重視物質規劃，必然導致城市規劃的不完整性。他說：“城市文化性、藝術性的實現，必須要與城市功能規劃相統一，而不是先做完城市功能性規劃，再添加所謂的‘藝術規劃’，將城市藝術設計當成城市的‘裝飾品’，置于可有可無的境地。”他強調，城市藝術設計學應該在城市規劃建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為城市藝術設計學強調了城市精神形態規劃，理應成為城市規劃中不可缺失的核心概念之一。

　　鄭宏告訴記者，其實近些年，我國在研究城市相關問題上所涉及到的與城市藝術設計學有關的概念很多，比如城市形象設計研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城市特色設計、城市美學研究、景觀城市設計、旅游城市設計、山水城市設計、花園城市設計、市標、市徽、市花、城市藝術照明、城市雕塑、戶外廣告、城市設施、城市標識系統以及城市美化等概念。由此可見，城市學體系需要城市藝術設計學這個分支。

　　鄭宏強調，城市建設不僅要做到“能用、好用、耐用”，還要確保“能看、好看、耐看”。因此，必須要把“物質規劃”和“精神規劃”統一起來，建設好我國的城市藝術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