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敗的底特律老城

　　王樂在惠普工作。他所在的部門原來從通用汽車的IT業務發展出來，后被惠普收購，與底特律淵源很深。今年5月，他在底特律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辦公室和賓館在屬于“底特律大都市”的龐蒂亞克(Pontiac)，距底特律舊城20分鐘。“生活照舊，平靜有活力，不是底特律舊城的模樣。”

　　驅車前往底特律舊城，則像“進入另一個時空”。底特律城的中心是通用汽車大樓，“以它為圓點，以伍德沃德大街(Wood ward Ave)為扇骨，城市扇形鋪展開”。“在伍德沃德大街的縱軸上，橫向有以一英里街、兩英里街直至幾十英里街命名的街道。最破敗的，也最幻滅的地帶，就是從林蔭大道(Grand Blvd)到12英里的那段路。”王樂曾駕車穿越那段曾經的富裕居住區，“城市別墅昔日的風采依舊，非常漂亮，小樓有前后院落。但細看，卻像僵尸電影里的布景，門口都釘著木板，全部沒有玻璃，雜草一兩米高，不像在真實的世界。”有一次他在那里的加油站加油。“一般車一次要加60美元的油，但表上顯示，我前面那個人只加了3美元。一走進繳費的地方，一群聊天的黑人突然停下來，用異樣的目光打量我，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他說，“在底特律城區轉，經常一個多小時看不到一個人。”

　　王樂曾在一個早晨，去那片空屋探險。“門敞開著。進去，地毯發霉的味道撲來，昔日華貴的地毯全部拱了起來，墻皮也翻了起來。美國的房子要帶裝修帶家具，那些保留下來的家具要么有被火燒過的痕跡，要么就明顯被人翻動過。無法想象，這里曾經是高薪中產階級的繁榮商住區，倒有一種世界末日地球上空無一人的荒涼。”他的美國同事是“通用子弟”，父母是底特律人，父親在通用汽車工作了一輩子，兒子也在通用汽車工作。即便底特律開始衰落，父母依舊眷戀底特律，堅守在此。直到2004年，他們在一年里遭遇了12次搶劫，“有一次回到家，搶劫的人還待在房間里不走，直到拿槍把他們趕走”。他的父母被迫遷往德州。如今，仍有一些數量很少的老底特律人堅守于此，卻無法阻止這些地帶成為犯罪與販毒團伙的勢力范圍，底特律城空置著1萬多座住宅和6萬多塊連接著幾個相鄰城市的地塊。

　　“有一天，我來到市中心花園，花園北面有一個共濟會的禮堂，里面有個音樂廳，據說裝潢華麗。我從門洞進去，里面靜極了，連鐘表都早已停擺，地上與天花板吊燈的灰塵積了厚厚一層，就像被塵封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而那些商城的時間也停滯在二三十年前關閉時。“有一個專門的探險組織，趁人不注意翻到百貨商場里去，他們看到里面的商品和所有的陳設都是30年前的樣子，原封不動，就如穿越戲。”“唯一還在開門營業的，就是賭場與脫衣舞俱樂部了。我只在底特律的老虎棒球隊比賽和撞上中國看房團時，感到過一點點鮮活的人氣。”視覺上的底特律，就像一座經歷了災難的城市廢墟：20世紀80年代關閉的公立學校里掀翻一地的桌椅;關閉了30多年的五星級賓館里脫落的墻壁、沒喝完水的茶杯、翻倒在地的鋼琴和斑駁的家具;20世紀70年代倒閉的聯合藝術家劇院里，斷裂的哥特式裝飾;35層高的大衛·布羅德里克(David Broderick)摩天大樓里人去樓空的律所、診所;1956年停產的Packard汽車工廠;像一具被叼啄過的腐尸陳列著的密歇根中央車站……當這些時代變動與帝國終結的廢墟透過破碎的玻璃呈現于眼前時，“你會為某種脆弱性驚慌失措，或贊嘆惋惜，然后會思考，短暫性與永恒性的命題”。

　　過橋，來到底特律河中心的島上，那兒離加拿大邊界很近。島上的公園沒有人跡，除了野鴨，就是天鵝。公園里用于餐飲娛樂的一棟漂亮建筑荒蕪著，沒人光顧。那曾是觀看底特律全景的好地方：河對岸，通用汽車的大樓孤獨地高聳著，塑造了底特律的天際線;在巴掌大小的城中心周圍，分布著昔日的劇院、市政廳，遠處，是廢棄的成片小別墅和沒有冒煙的廠房。一到晚上，“唯獨通用汽車大樓的燈還亮著，其他地方全部一片漆黑”。如今，工業時代的許多傳統汽車業巨頭紛紛破產，通用與克萊斯勒還在苦苦堅守。“我想，它的存在已經成了底特律，乃至整個美國東北工業地帶的精神象征。”王樂說。

　　王樂曾4次駕車在芝加哥與底特律之間往來，“沿途，會目睹整個大湖工業區的衰敗，底特律只是縮影”。“鋼結構銹得沒法看的鐵路橋，坑坑洼洼多年不整修的公路，都向你透露著財政的舉步維艱，與南方與硅谷判若兩重天。”芝加哥南面和西面到處是沿街的鋪面和燒損的房屋;許多廢棄的工廠景觀沿著克利夫蘭、加里、費城、匹茲堡和圣路易斯的碼頭和鐵路線蔓延;還有卡姆登、巴爾的摩和紐瓦克城的那些用木板圍起、遍布涂鴉的房子。隨之衰落的，是過去依托于汽車業與傳統工業的中產階級和藍領工人階級;他們的外遷與抽離，讓這些地方萎縮成沒有生氣的、危險而冷漠的廢棄之地，取而代之的是黑人與有色人種的貧民區。

　　工業，種族，階級與破產

　　1973年，一對黑人夫婦羅恩(Ron)與洛麗塔(Loretta Martin)帶著他們的三個兒子搬進了底特律西區一個黃磚殖民風格的街區。托馬斯·薩格魯(Thomas J.Sugrue)就在那里出生和長大，后來成為研究底特律的歷史學家。他還記得：“我的父親和藹地與他們打招呼，而我的鄰居們則把他們視為巨型炸彈，是黑人民權組織強迫種族融合、撕裂緊密白人飛地的陰謀的一部分。”1963年，馬丁·路德·金在底特律對著12萬人發表了他振聾發聵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黑人民權運動如火如荼。此后，底特律經歷了它的動蕩年代：1967年，一系列嚴重的街頭襲擊，超過2500家商店被搶劫或縱火燒毀，43人被殺，美國軍隊在8天后平息了暴亂，超過7000人被捕;1974年，科爾曼·揚(Coleman Young)成為底特律城首位黑人市長;1980年的人口普查顯示，黑人首次占據了底特律城人口的大多數：64.3%。

　　在底特律城的歷史上，包括黑人在內的藍領工人獲得相對舒適生活的傳統軌跡是：汽車工廠的大門被打開，勞工組織建立起來，工人獲得慷慨的醫療與養老保險金。底特律在“二戰”時就已達到了它生命周期的頂峰。在德意志聯邦文化基金會的研究《收縮的城市》一書里，“二戰”時的底特律呈現出早期資本主義欣欣向榮的城市景觀：“它體現了人類勞動力與技術的結合……來自世界各地的拜訪者曾經云集在這個汽車城，對工業現場驚奇贊嘆。這些20世紀早期的消費者，涌入自動車間的觀察區，癡迷地看著每小時大量的汽車從生產線上運送出來。那是一出關于力量與強悍、人類智慧與純體力的戲劇;那些機械重擊的噪聲，數以萬計的工人隨著生產線的脈搏有節奏移動的景象;那些由于徘徊著的領班和監督員的出現而讓人無法忽視的安靜;那些機械力與肌肉發達的人類臂膀的相互作用;以及換班時間大量工人涌向門口的繁忙場景，無疑加強了這出戲劇的效果。底特律工廠和大量工人的忙碌景象展現出現代化的圖景。”

　　在底特律昔日繁華的布拉什公園地區，一位當地居民在開墾荒地種植蔬菜(攝于2011年)

　　然而，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藍領工作崗位就開始消失。“底特律開始將制造業緩慢地向廣闊的郊區、小鎮和陽光地帶轉移。然后，又逐漸向加拿大、墨西哥和海外更遙遠的地方轉移。今天，底特律城內只剩下一條完整的汽車組裝線。”托馬斯·薩格魯記錄道。試圖描摹那個年代美國工業城市文化與歷史精神的老電影里，老一輩的工業企業家在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為自己干了大半輩子的工人之間猶豫掙扎，他們的子女則為在遙遠的墨西哥、中國香港的血汗工廠感到良心上的折磨，為自己所繼承的財富感到不安和困惑。實際情況卻是，以1941年福特工廠的罷工始，在經歷了弗林特靜坐罷工事件、奔牛之戰以及天橋之戰后，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在與汽車公司尖銳而激烈的斗爭中占據了上風。1948年，迫于UAW的壓力，底特律三巨頭(福特、通用與克萊斯勒)簽訂合同，確立給員工高福利和高工資增長的激勵模式。三巨頭曾幻想，為UAW會員提供的優厚薪資與福利待遇，能為汽車工業的新進入者設置壁壘，而巨額利潤可以抵消勞動力成本的增長。但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全球化和汽車行業競爭加劇，這種妥協的模式難以為繼，過高的勞動成本幾乎壓垮了底特律汽車產業的前景，汽車工會也就被認為是拖垮美國汽車工業的“活癌癥”。

　　《收縮的城市》一書統計，在1947至1963年美國經濟極度富裕的時期，底特律已經喪失了超過13.7萬個制造業工作。“從新英格蘭地區開始，穿過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和西弗吉尼亞州，橫貫中西部地區，直到密西西比河岸，在這條工業帶上，大公司開始裁員，加速生產，加班加點。而構成美國經濟基礎的制造業，如紡織、電器、汽車和軍備，也開始引入自動生產線，并將車間搬遷至鄉鎮，這繁榮了美國南部和加勒比海經濟不發達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市場。經濟重組伴隨著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勵，聯邦高速公路的建設和軍事擴張也促進了鄉鎮地區的工業增長。”與此同時，在經濟結構單一的工業城市底特律，很多城市居民，尤其是黑人，無法再找到工作。“截至1980年，幾乎一半的底特律成年男子已經很難再度進入城市的勞動力市場。20世紀后期城市的貧困者發現，他們已經被經濟邊緣化了。”

　　此時，圍繞著汽車制造的資本已發生了空間大轉移，依托城市地理的福利制度卻在底特律扎根。大量白人從城市離開時，黑人、墨西哥裔、古巴裔等群體卻在這里發現了機遇。“汽車工人的子女們剛剛開始從工會與民權運動中收獲實際利益：這里有了比南方更好的公立學校，有了曾經只向白人開放的崗位;當汽車流水線停運，越來越多的黑人卻在其他經濟領域謀得了職位—醫生、警察、消防員、文員、會計、律師和法官。民權組織向市政府不斷施壓，公立部門的新職位填補了制造業抽離留下的真空，留下的底特律人則開始享受高薪水、醫療保險(放心保)和養老金的真正實惠。”托馬斯·薩格魯在他所著的《都市危機的根源：戰后底特律的種族與不平等》中如此寫道。

　　公共部門與福利的擴張，與另一股潮流背道而馳：人口收縮。上世紀50年代，底特律巔峰時期的人口達到過185萬，今天只有70萬。汽車工業與人口衰減，意味著城市稅基的縮減。與那些長期依賴聯邦財政的城市不同的是，底特律曾經歷過20世紀初的長期繁榮和城市財政獨立，從未努力與聯邦財政建立過關系。聯邦城市開支在20世紀80年代極度縮減，底特律在華盛頓沒有任何傳統的政治影響力來抵抗這一趨勢。工人退休與老齡化不可避免地到來后，底特律還不得不背負上養老金與醫療保險的沉重歷史許諾。如何讓財政收支平衡?這成了后工業時代底特律的核心困境。

　　1990到2013年，底特律減少了一半的市政工作，公共財政艱難維系城市的運轉。當六分之一的居民失業、60%的孩子在貧困線下生活時，政府部門的雇傭工作至少維持住了黑人中產階級家庭的生活水準。但財政已經在往破產之路上走了—由財政維持的底特律中產階級終將衰落。

　　底特律的一些當地媒體從城市的公共圖書館里翻出幾十年的財政檔案，詳盡分析了它的破產之路。當地記者納森·博米(Nathan Bomey)和約翰·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帶著沉重的感慨寫道：“如果市長杰羅姆·卡瓦哈格(Jerome Cavahagh)和羅曼·格里布斯(Roman Gribbs)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人口與經濟繁榮開始衰落時便縮減勞動力隊伍;如果沒有20世紀70年代福特耗資2.3億美元、消費城市更多財政資金的文藝復興商業區;如果沒有通用汽車耗資巨大、徒勞無功，卻絲毫不擴大城市雇傭基礎的收購;如果市長丹尼斯·阿切爾(Dennis Archer)沒有在人口繼續流失的20世紀90年代增加1100個工作崗位;如果市長基爾帕特里克(Kilpatrick)多一些財政自律，沒有大規模借債和大規模工程;如果市長戴夫·兵格(Dave Bing)沒有繼承基爾帕特里克的財政作風……但一切都只是如果。”“底特律落入了陷阱：不斷借債維持現金流，然后想盡辦法拆東墻補西墻，最后，它以180億至200億美元的債務和無窮的養老金、醫療保險破產。”

　　而一個也許更為根本的問題是：底特律為什么未能在向后工業社會轉型時，創造出服務業與信息業經濟，開辟新的財政來源?對于這個問題，沒有看到滿意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