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猛的城鎮化對城市擴張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也使得城市面對各種災害與災難事件的脆弱性尤為顯現。專家指出：內澇、火災、地陷……近年來，我國城市災害屢見不鮮，給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如何讓城市能夠更加有力地應對各種災害事件，是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5月12日，主題為“城鎮化與減災”的第六個全國“防災減災日”，關注的就是如何推動防災減災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相結合。

　　“不能災害來的時候萬眾一心，災害過了就忘了、麻痹了。”中科院院士郭華東近日向記者表示，“在城鎮化進程中，"減災"到底應該放在什么位置，做到什么程度，還真得好好考慮。”

　　一味求快的城鎮化潛藏風險

　　大部分城市長期超強度開發、利用資源，使土地和環境資源負荷沉重，一旦遇到災害，所遭受的經濟損失會比其他地方大得多。

　　“盡管城市的抗災能力比鄉村要強，但很多風險會伴隨城鎮化而放大，而且城鎮化本身也制造了一些風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

　　迅猛的城鎮化對城市擴張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也使得城市面對各種災害與災難事件的脆弱性尤為顯現。

　　據國家防辦統計，2008年以來，我國每年洪澇成災的城市都在130座以上，2010年高達258座，2013年為234座。城市暴雨洪澇災害的常態化，已經成為干擾城市正常運行、威脅城市公共安全的重大問題。

　　“城市聚集了人口與財富，也聚集了風險。”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程曉陶感嘆。

　　南京大學教授童星表示，過去幾十年，我國的城鎮化一味追求“快”，必然導致在很多方面考慮不周，引發規劃不合理、建筑質量不達標等一系列問題。“很重要的一條，這問題的本質是違背了科學規律。”

　　城鎮化布局應有綜合考量

　　伴隨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城市人口不斷增加、基礎設施負荷加重，給城鎮防災減災能力建設提出了新的考驗。

　　住建部對國內351座城市專項調研顯示，2008～2010年間，有62%的城市發生過不同程度的內澇，其中內澇災害超過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座，有57座城市的最大積水時間超過12小時。2010年以來，城市暴雨內澇愈演愈烈，尤以“7·21”北京特大暴雨為甚。

　　“這暴露出我國在城市規劃布局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還存在不足和缺漏。”鄭功成說，“應該把防災減災納入到規劃布局和城市建設中去。”

　　郭華東指出，城市建設一開始就要對周圍的自然要素、可能造成災害的因素進行分析，著重考慮如何建設針對水災、火災、地震等災害的避險防災工程。

　　通過分析衛星影像和野外調查，郭華東發現，在2010年玉樹地震中，房屋倒塌和人員傷亡最嚴重的地點在主斷裂附近，其次位于沖積扇上。“新城鎮的選址一定要科學，避開災害易發地段。”郭華東強調，城鎮化布局應考慮人口、城市規模、工業布局等要素，并在規劃、建設過程中對可能受災害影響的方面進行綜合考量。

　　群防群治是必要的基礎性工作

　　中國是世界上受自然災害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剛剛過去的4月，風雹、低溫冷凍、旱災、洪澇、雪災、地震等災害不同程度發生，造成全國1605.6萬人次受災，直接經濟損失126.9億元。

　　“我國盡管是多災之國，但是災害意識整體還比較薄弱。”鄭功成表示，必須要加強災害教育，牢固樹立災害風險意識和防范意識。“尤其在新型城鎮化過程中，要宣傳防災減災的知識，重視災害自救和災害防范的技能。”

　　在鄭功成看來，我國救災減災還面臨三大不足：綜合減災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不足；市場機制、社會機制在救災減災領域發揮作用不足；減災法制建設與相關法律貫徹落實不足。

　　“樹立保險（放心保）意識，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這些在城市防災減災中至關重要。”鄭功成說。

　　在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看來，防災減災就是國家治理，必須充分利用經濟、社會、法律、科技、信息等手段，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災的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最大限度地減少因災的社會成本。

　　“城鎮化是一個決策過程。”郭華東說，在這過程中要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融合、工程技術與政府決策融合，做好科學減災、綜合減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