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近年來硬件設施發展迅猛，各種金融區、高新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反映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整體成果。但另一方面，北上廣大城市交通擁堵，霧霾污染始終揮之不去，困擾著居民。北京最近就出臺了建立“副中心”的規劃消息，針對這個規劃思路，記者近日在復旦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治理和發展國際論壇上，專訪了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博士。劉博士說建立“副中心”需要先進行系統研究規劃，并對“副中心”的規劃進行標準量化，把北京主體內部的人口和功能進行衛星城式的分區塊調整后，再逐漸遷移。同時他也談到了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城市規劃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思路，指出中國應該保留好小城鎮的歷史文化遺產。

　　整體規劃的關鍵在于劃分標準區域 人口和設施邊匹配邊擴遷“副中心”

　　記者：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合理規劃已經成為大中小城市的重要工作。以北京的城市規劃為例，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醫療、旅游等方面的優勢功能和資源幾乎都在北京聚集，這可能是造成人口數量過多的原因之一。對于功能資源和人口過于擁擠的狀況，北京正在研究采取減負規劃，例如建立“副中心”，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劉太格：這當然是可行的。但是不希望只強調解決人口多的問題，而是先要將城市治理得健康均衡，再把人口合理有序地分流出去，合理配套設施，這樣分流出去的部分也是健康的。城內城外都是健康的，所以不要把城內和城外的關系分得太絕對。

　　對于“副中心”，首先，我覺得談規劃要把所有的名詞來做一個量化定義。什么叫副中心呢？規模有多大，里面的建筑面積是多少？服務人口是多少？服務的半徑是多少？這些概念都需要明確。現在有很多新鮮的名詞，這些名詞都是什么意思要先搞清楚，這也是當前規劃界的一個問題。每個人都在說一些新鮮的名詞，但它們到底是什么還沒有搞清楚。如果定義還沒清晰就進行規劃，很容易天下大亂。

　　中國的城市規劃需要靜下心來，分析城市面臨的真正問題是什么，然后根據需要，和專家一起研究解決問題。新加坡獨立不久，那時候也是完全沒有經驗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找聯合國[微博]城市規劃署在1968年到72年間為新加坡做一個概念式規劃，當時的規劃成為今天的新加坡基本雛形，而且政府很注重這個方案的延續性。幸運的是，1972年的概念式規劃到今天來看，還是非常合理的。

　　記者：先均衡調整人口和基礎設施的比例，再遷出。就像醫學抽脂減肥一樣，如果不調整身體和飲食，接下來還是解決不了肥胖。現在北京作為首都，面臨著外地來京的人口壓力非常大，您有何規劃建議？

　　劉太格：這個關于本地外地的人口壓力劃分我覺得還是很片面的。比如說，一個大城市切成若干個中等衛星城市，每個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配套設施。那么到底外地人到哪里去滿足自身的需要，就需要根據哪個區塊城市的設施比較好來定。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外地人，北京本身2000多萬人口，本地人的需求就不得了了。針對這個問題，政府可以把中心打散，學校、醫院，甚至文化中心均衡設立。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有中心醫院，每個片區都有它的醫院，每個醫院有它特殊的技術能力，換言之也是一個區域性的醫療中心。有很多人從俄羅斯甚至中東到新加坡治療，因為我們的醫療技術很好。但病人并不一定都需要到中心醫院，他可以根據區域醫院的不同特色，進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