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國287個地級市處于健康發展狀態的不到十分之一，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內的近九成城市處于亞健康發展狀態。”這是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7》(以下簡稱《報告》)中對我國城市發展狀況的描述。目前，我國城市環境質量下降、交通擁堵嚴重、房價上漲過快、城市脆弱性凸顯等問題日益嚴重。我國正進入“大城市病”高發期，新時期加強特大城市治理勢在必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周宏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新型城鎮化無疑是緩解“大城市病”的一劑良方。

　　目前，我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快速發展、城市規模大幅擴張。然而，現在許多特大城市已呈滿負荷狀態，因城鎮化而大批涌入的人群勢必會更增加城市負擔。新型城鎮化著力于具有更大發展潛能的中小型城鎮，發展城市群，緩解大城市壓力。周宏春表示，在發展中小型城鎮時，需要因地制宜。

　　《報告》以健康經濟、健康文化、健康社會、健康環境和健康管理五項指數為基本標準，將五項指數均高于所有城市中位數的城市列為發展狀態相對健康的城市，將五項指標中有一項或一項以上低于該項指數的中位數的城市列為亞健康城市。周宏春表示，這種評測方法可以作為今后評定城市綜合發展情況的一項參考，但是具體細節上還需要根據不同城市的實際情況來取舍。

　　目前，我國許多特大城市的健康發展存在著明顯的健康“短板”，處于“亞健康”狀態。以北京為例，《報告》中顯示，北京雖然綜合指數排名第三，但是它的健康環境指數卻遠遠落后于平均指數(位居全國第206位)。對此，周宏春認為，目前，我國一些特大城市的發達經濟是以犧牲環境或其他資源為代價，這導致了城市內部發展的不平衡。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毛壽龍也表示，城市經濟水平發達，但文化水平、環境水平等相對落后是普遍現象，并不僅僅出現在特大城市。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政策通常是以經濟發展為主，導致環境犧牲較大。雖然現在政府在環境方面投入加大，但要緩和城市內部發展平衡的問題短期還并不容易。

　　對于如何在發展城市健康經濟的同時，兼顧這些健康“短板”，緩解“大城市病”，周宏春認為，應該從能源、城市規劃、平衡人口等幾個方面來著手。

　　國家鼓勵使用天然氣等環保清潔能源來代替傳統的煤炭能源，這無疑是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但是，目前我國許多地區由于發展水平不同，所擁有的資源不同，并非所有城鎮都適用于發展清潔能源這一條。周宏春認為，我國大城市的經濟發展對能源的需求較多，同時城市自身經濟水平和擁有的資源能夠供應清潔能源的使用，這對城市的健康發展是很有幫助的。但有許多條件并不成熟的小城鎮擁有的能源有限，傳統煤炭能源或已足夠應付其發展所需的能源，此時發展清潔能源，消耗的成本遠遠大于它帶來的利潤。所以不能一味追求清潔能源替代傳統能源，而是應該根據不同城市的具體情況來制定相對應的方案。

　　交通運輸是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的命脈，良好的交通運輸情況可以加速城市的運作，提升城市的經濟水平。目前，我國許多城市都存在著交通擁堵的現象，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往往是一條車隊長龍蜿蜒。周宏春認為，一個城市經濟的健康發展需要良好的城市規劃，這點從城市交通運輸情況就可見一斑。以城市道路的紅綠燈為例，一條筆直的道路上設立幾十個紅綠燈，目的是為了保障安全，但不能因噎廢食，因為怕出安全事故，就過度增加道路紅綠燈，反而阻礙道路交通流動。

　　許多特大城市二元結構嚴重，工作區與生活區分化明顯，上班時人群都聚集在市中心，城市周邊地帶幾乎成為“空城”，人口分布不平衡。周宏春表示，雖然許多特大城市人口密集，但卻是發展城市經濟所必須的，我們需要做的并不是一味地想辦法減少城市人口數量，而是應該通過發展周邊城市群來共同推進其經濟發展，減少“空城”的出現。毛壽龍也認為，資源集中的地方人口集中，不需要依靠減少人口來緩解城市壓力，將低端人口趕走，高端人口留下，而是應該使城市內部發展平衡，人口平衡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對于很多中小城市而言，環境、資源、交通等優勢明顯，但經濟發展水平卻不高，如何更好地在保證其優勢不變的情況下發展中小城市經濟就成為一個難題。對此，毛壽龍認為，應該發展大城市周邊的城市群、發展中小城市經濟，借鑒大城市的發展模式是不可能的。小城市的規劃力量、自我改造能力、城市負債水平等都與大城市有很大差距，如大城市因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很容易負債，同時它的發展機會也多，對于小城市來說，由于經濟水平的制約，它的發展機會與負債水平遠遠低于大城市。所以，將小城市現有的發展經驗進行總結參考，效果可能比借鑒大城市的發展經驗要更好。周宏春則認為，可以利用中小城市本身所擁有的資源和特色，因地制宜，在此基礎上來進一步發展城市經濟，反而會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