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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國慶節，北京市公用局花卉處按照上級的要求，加大了在天安門廣場上布置鮮花的規模。

    國慶后，10月10日至14日，市公用局花卉處按照慣例，陸續將擺放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南側的花卉進行處理,7000多盆花中，移走4000多盆，就地出售193盆，并無償送給市運輸公司、清潔隊、前門郵局、大北照相館等單位370多盆。

    10月25日，市公用局花卉處開始處理花坪里的花。第二醫院經花卉處同意，采走菊花頭110多斤配藥。26日，花卉處從4個花坪里挖走760株菊花、大麗花的花根留種。至10月31日，廣場的20多個花坪中,已有9個殘缺不全。

    10月31日晨6時許，有6名老太太在天安門廣場打太極拳，其中一名老太太在花坪內順手撿了一把花朵，隨后其他幾人也跟著走進花坪，由撿花到開始挖花。

    6時40分左右，廣場上打拳的和上班過路的約二三十人，相繼到花坪撿花、挖花。7時左右，附近4個公共汽車站上下車的人和路過上班的人已很多，看到花坪有人撿花、挖花無人過問。值勤戰士看到聚眾挖花也未加理睬。巡邏民警雖看到花坪挖花的人數劇增，但未看成是件大事，既未報警，也未采取措施。市公安局接到報告后，領導也未去現場。一時形成上千人爭相挖花的場面，僅一個小時的時間，前門棋盤街至人民英雄紀念碑旁18個花坪里2萬多株花就全部被群眾搶挖一空。

    上午8點，天安門派出所女民警賈美萍正與另一位民警在天安門廣場值勤，見很多人挖花，立刻向所里報告，所里值班在崗的近20名民警趕到現場，向群眾喊話，未能有效制止。派出所把這一情況報告給市局卻沒有得到任何答復。

    周恩來總理接到公安部報告后十分生氣，在報告上批示：“此事出在天安門正陽門之間，在光天化日之下挖花有千余人將18個花坪2萬多株花挖走，民警束手無策也不報警，也不請衛戍區首長、市首長去現場解決真是咄咄怪事！月暈知風，礎潤知雨，小心兩千株櫻花樹苗也有可能被挖走！請速采取措施。”

    11月5日晚8時半至10時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大廳召集北京市委、北京軍區、衛戍區、總參作戰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室、八三四一部隊、人大會堂黨委、公安部、市公安局的負責人開會。

    總理問與會的同志，是否知道天安門廣場聚眾挖花的事，他們回答不知道。總理說：“都不知道，我看把大會堂燒了也不知道。今天早晨萬里還是自覺去了現場，有責任感嘛。我看你們就是只出簡報，劉傳新就是只說正在調查。挖花還有公安局的人。是誰造的謠，一定要查出來。”

    總理接著說：“你們在天安門不是搞了個派出所嗎？挖花也沒看到？”

    劉傳新忙回答：“有兩個民警在場。”

    “滑稽！”總理顯然是更生氣了。劉傳新慌忙辯解：“當時情況匯報通過很多層次，到上午11點才反映到市局……”

    “不就（發生）在你樓前嗎？為什么不報告局長、副局長，報告一個值班的副局長也好嘛。真是官僚機構，像什么樣子！一層一層的官僚機構，局長不在，還總有一個值班的局長，如挖了別的東西怎么辦？……公安局要同公安部商量，衛戍區和北京軍區、總參商量，好好作點規定，抓住這個教訓，搞出幾條來。凡是聚眾鬧事的，都要過問，你不知道它的內容，你就要查問。公安局一定要查到底，要查實，到底是誰放的謠言。這么多人，恐怕多數是跟著來的。公安局真是放棄職守啊！”

    挨了周總理狠狠批評的劉傳新，于會議結束的當晚召集軍管會緊急開會，布置追查天安門挖花事件的所謂政治背景和陰謀，要求民警找出隱蔽在背后煽動群眾挖花的“階級敵人”。

    經過10多天的調查，民警們查清了事件起因的確是因為當時在廣場上練拳的幾個老太太誤以為花不要了，越傳越廣，最后大家都認為不要了，加上從眾心理，你拿我也拿，最后形成了“哄搶”。

    劉傳新對民警們的調查結論非常不滿，調查組成員不得不繼續調查了近兩個月，但始終沒有挖出階級敵人。劉傳新無奈，命令停止追查。

    總理動怒的直接原因是一千多人將廣場兩萬多株花挖光，更讓他心焦的是社會治安亟待恢復和維護。這件事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傳說在廣場上的花不要了，便一哄而起都去拿，這反映了一種普遍的心態。

    在搶挖花前一天也就是10月30日，北京市城近郊區居民爭先搶購面粉，城近郊8個區的面粉銷售量比平時增加了一倍。原來，是有人把糧店“下個月粗糧票可以買白面”的調整誤傳為“下個月粗糧票全買黑面粉”，所以群眾搶購面粉，以免“買黑面粉”。長期生活在極左思潮中的北京市民心神不定，感到一種難以釋放的壓抑，他們的衣食住行尚難以保障，對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早已厭倦了，逆反心理自然而生。搶購面粉和搶挖鮮花實際上是北京民眾逆反心理的大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