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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紀忠

　　1915年3月19日生于河南省開封市，字淵如。

　　1936年初赴歐洲留學，獲德國洪堡基金會(Humboldt Stiftung)獎學金，1941年奧地利維也納理工大學（T.H.）建筑系畢業，獲建筑師及土木工程師銜。1947年-1948年任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建筑師兼上海同濟大學教授，后亦曾同時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自1948年8月起任同濟大學專職教授,1955年至1983年任同濟大學建筑系系主任。1987年美國建筑師協會授榮譽院士Hon.FAIA。

　　《風景園林》：1956年，同濟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獨立的城市規劃專業“城市建設與經營專業”，1958年，又創立了城市園林規劃專門化。能回憶一下當時這個專業在同濟的發展背景和經過嗎？

　　馮紀忠：我很早就意識到在城市規劃中，綠化和景觀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在我兼職上海市工務局都市計劃委員會，與程世撫等同事一起做上海城市規劃的時候，就曾著重提到過，我與程世撫合著了“綠地調查報告”（1951年出版）。既然重要，那就要有專門的人才。1951年，程世撫邀請我與他一起，不止一次，為全國綠化管理干部培訓班授課。1958年，同濟大學創辦了城市規劃專業(城市綠化），也就是現在的城市規劃(風景園林)。

　　1979年，我在同濟大學率先恢復了這個風景園林專業。當時趕著成立這個專業，我是為了要防備破壞風景區。過去我們就吃虧在這個問題上，很多風景都因為沒有正確的、有保護意識的規劃，被胡亂開發破壞了。另一個原因是，欣賞園林過去大多停留在欣賞蘇州園林等等，相對來說較多偏重文學和歷史的范疇。我提出創建風景評價體系，這有助于在規劃風景區時，明確到底哪些地方需要保護，哪些地方值得開發和怎么開發。可惜的是，還是稍微晚了一步，如果風景園林專業能再早一點恢復，中國許多有價值的風景區和城市景觀就不至于被破壞了。

　　1981年，高校開設博士點的時候，我就想以風景園林為主來培養些研究生。去北京參加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確定研究生導師的人選時，我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工學）學科評議組成員。我提出希望能帶風景園林方面的博士生，這得到了支持，并將風景園林方向設在城市規劃專業里面。這也讓我成為全國第一個不僅可以帶建筑和城規專業博士生，而且還可以帶風景園林的博士生導師。我非常高興能為這個領域做些工作。

　　《風景園林》：采訪您肯定繞不開方塔園。20世紀70年代末期您規劃設計的松江方塔園在風景園林領域開創了嶄新的時代。方塔園的設計主要面臨哪些難題？您對建成效果滿意嗎？

　　馮紀忠：1978年5月，程緒珂局長代表上海市園林管理局邀請我開始規劃設計松江方塔園。方塔園在上海松江縣。建園用地172.73畝，性質是以方塔為主體的歷史文物園林，1982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規劃布局從方塔這一組文物作為主題著手，堆山理水無不以突出主題為目標。規劃之初，碰到的是如何布置遷建的天后宮大殿。宋塔、明壁、清殿是三個不同朝代的建筑，如果塔與殿按一般慣例作軸線布置，則勢必使得體量較大而年代較晚的清殿反居主位，何況塔與壁，一為興圣教寺的塔，一為城隍廟的照壁，原非一體，兩者互相又略有偏斜，原來就不同軸。再則三代的建筑形式有很大的差異，若新添建筑必然在采取何代的形制上大費周折。因此決定塔殿不同軸。于方塔周圍視線所及，避免添加其他建筑物，取“冗繁削盡留青瘦”之意，不拘泥于傳統寺廟格式，取宋代的神韻，因地制宜地自由布局，靈活組織空間。建成后的方塔園，當然也存在不少細節上的問題，但總體上我是比較滿意的。

　　《風景園林》：我們也注意到您曾經寫給時任上海園林局局長程緒珂的一封信，反映出方塔園設計過程的曲折不易。您當時承受了哪些壓力？您覺得一個成功作品的出現需要哪些條件？

　　馮紀忠：這場風波起始于1983年，批判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方塔園北大門和塹道的設計方面，有的專家還提出地面不應該用石塊而應該鋪水泥，塹道是“藏污納垢的封建思想”。這些批判完全不在于技術探討，而是上升到“精神污染”層面，“賣國”“反黨”的大帽子亂飛，這是我苦惱的來源。幸而當時上海園林局局長程緒珂一直給予我很大支持，1984年上海市時任副市長倪天增和錢學中專程去方塔園了解視察，并特地上門看望我，才能讓我繼續方塔園的后期設計，造了“何陋軒”茶室。

　　我想，一個成功的作品首先應該是符合時代需要的作品，包括功能需要和審美需要。尤其對于建筑和園林來說，它們具有很強的公民作品屬性，為民所建，為民所享，無法僅憑個人的力量就可以把圖紙實現，而是多方協調博弈的結果。第二個我認為，成功的作品應具有教育意義，能在某方面為社會提供啟示和榜樣的作用，這意味著作品可能有不被時代理解的成分，需要設計師頂住各種壓力。盡管這樣做的確很難，但你會擁有超出作品本身的強大精神力量。這也是一位教育者在傳授知識之外，要讓學生體會理解的更重要的內容。

　　《風景園林》：進入求新思變的今天，“現代園林”之“現代”應體現于何處？

　　馮紀忠：1918年我隨父母移居北京，在北京長大。父親有段時間在香山養病，我也得以游歷香山。后來隨家遷居上海，盡管當時上海公園開放的比較少，但還是看了一些。去歐洲留學前跟著外祖父住過蘇州。可以說，蘇州園林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后來對于現代空間，特別是“意動空間”的表達和研究除了承傳歐洲現代空間的探索外，也得益于那段蘇州歲月。蘇州園林比較集中，有利于相互學習切磋，因而園林意境的表現也是豐富多彩、淋漓盡致。

　　在山水意象體驗上，從大到小這個歷史階段，蘇州園林意境的表現是比較成功和徹底的。現代進入了空間尺度上從小到大的新階段。現代人的生命狀態也發生了變化，意境通過現代空間可以在小尺度的園子中表現，也可以在大尺度的風景區中表現。空間尺度的變化引起了各種變化。園林與風景的融合更加密切、更加廣泛，這是一個新的主題。在生命狀態的表現上，以時空轉換傳達出“意動”的境界更是現代空間規劃和設計的新的方向。

　　我們現在學了不少國外的東西，在學習中出現了一些錯誤，也自然有一些批評的聲音。但不能說國外就沒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例如可以學習他們對自然風景及環境的保護乃至對細部的研究。做園林綠化“有法無式”，思想要開放自由，一切都要根據實際情況而定。要注意的是，現代風景園林與歷史不能脫節，要保持中國的文化精神，不能丟掉自己的傳統。硬搬外國的東西和拷貝來的東西不能稱之為“現代”，硬搬古代的東西也不能稱之為“保持中國的文化精神”。

　　《風景園林》：什么是您心中的園林精神和理想？

　　馮紀忠：方塔園對空間采取了既分隔又開放的手法，我想這種空間處理或許表達了我心中的園林理想：流動的空間讓思想不拘于一隅，不斷地打破來源于自身和外界的禁錮，是一種對中國未來做開放性探索的愿望。剛才講到生搬硬套的東西不“現代”，其實不論是硬套國外的，還是硬套傳統的，都是一種禁錮。這種敢于探索的思想可以說是我這么多年來一直堅持提倡的一種學風。

　　《風景園林》：請您預測未來10年風景園林的發展趨勢。

　　馮紀忠：照我這個歲數來比較，十年時間太短，一百年都有點少（笑）。不論什么時候，風景園林都要將公民的需要、個性的展示和歷史的傳承結合于其中。風景園林的前景要依大勢而動，這個大勢就是人與自然、自然與自然的關系。現在的大勢與以前就不一樣。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環境的聯系更為密切，洪水、溫室、垃圾等等成為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而且，人們越來越相信彼此之間的這種聯系，也有信心通過聯合來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這種大勢無疑會影響到風景園林，它將更深度地參與到環境保護的大勢中，推動風景園林的發展。

　　《風景園林》：請用一句話概括您對這60年園林發展歷程的感受。

　　馮紀忠：這60年，雖然受到一些挫折，但我的感受仍然不錯。現在，我到處能碰到熟悉的面孔，聽到熟悉的名字，我的學生分布在世界各地，他們在各自的平臺上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后繼有人，這也是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事。

　　注：本訪談由文樺根據口述整理，照片由趙冰拍攝。采訪得到了同濟大學吳人韋教授、武漢大學趙冰教授以及馮紀忠先生女兒馮葉女士熱情的幫助，特此致謝！